上海304棋室轶事（作者 朱伟）

作者的话：由于年事渐高，健康不佳，因而产生了时间上的紧迫感。但我终于有机会来实现自己的愿望：完成回忆录三部曲中的最后一部《304棋室轶事》。在这篇长文中将描述六十年代前期上海业余围棋手的风貌，兼及其他一些读者感兴趣的棋事。
学棋伊始
我初次接触围棋是在1948年读初三的时候。一天有位姓李的同学带了一副围棋到教室来，他教了六七位同学下围棋，我便是其中之一。那时，连一个围棋术语也没听说过，只懂些最初级的吃棋手段，什么定式、布局、手筋全不懂。到1962年我和他下了三盘棋，第一局分先，我把他剃了个光头。第二局让他五子，仍是一块也不活。第三局让九子，他才算活了二小块棋，可见1948年时，自己以为已会下围棋，其实离入门还远着呢！
我真正学围棋是1959年（27岁时）。那时因为发现有一处地方，去下棋不用花一文钱。那就是黄陂北路上的中苏友谊馆的棋室。那里既可读报，也能下象棋、围棋，租用棋具，不需证明或抵押。那时，我买了三围棋书，就是刘棣怀、林勉等编写的《怎样下围棋》、《围棋布局初步》和《围棋定式基本知识》。我晚上在家看围棋书，下午便去下棋，逐渐对围棋有了一些理解，懂了一些基本知识。在棋室里，我认识一位老者、一位中年妇女，常和他们下棋。这两位棋友的水平都在九级以下，但仍比我强。我经过几个月的努力，才能拿黑棋与他们下。在友谊馆我认识了陈华钦棋友，那时他也刚学围棋。但不久他便不再到友谊馆来了。
1960年初，我在友谊馆大门口遇到陈华钦，大家聊了一会，才知他现在在友谊馆隔壁的304号棋室下棋，那里是许多围棋好手常去的场所。那时陈华钦已与赵之华、之云兄弟、李道传等好手相交，他是棋艺也大有进展。他劝我看刚出版的《围棋》月刊，说好好看，棋力可长三子，这是我第一次听说有个304棋室。
1960年6月，我进广慈医院治疗肺结核病，医生采取了当时流行的导管滴药疗法给我治疗，住院两个月获得满意结果，出院后我鼓起勇气去了黄陂北路304号棋室。
黄陂北路304号棋室，简称304棋室。（一般棋友干脆叫它“304”），外边毫无出奇之处，在大铁门里靠南边有个小边门进去，从外表看不会知道是个棋室。但从建筑结构来看，304棋室原本是跑马厅内的外国宾客光顾的酒吧间和地滚球场（保龄球场）。地滚球场后来成了围棋训练班的训练室。304棋室有一大间、二小间，大间的两旁靠墙壁是皮沙发，弈棋的桌子较低，很适合下棋之用，整个棋室最多可容纳五十多盘棋，一到夏天，棋桌都搬到室外空地上去，那儿因楼高没有太阳，十分凉爽。304棋室地处市中心，交通极为方便。棋室开放时间为下午2时晚上9时30分，进门泡一杯茶，收费1角，棋友们可一睦弈棋到结束时，晚饭时如出去吃东西，只要把茶杯藏在一个角落就行了。由于交通方便，价廉、开放时间长，故受到普遍欢迎。自1959年秋创建起，围棋高手和名区的爱好者便云集于此。原来全市围棋活动中心的品芳茶馆退出了历史舞台。从此，304棋室成了全市围棋活动的中心。
我初进304棋室时，心情很兴奋，又很紧张，因为自己棋艺很差，只怕被人耻笑。所以进了棋室，捧了一杯茶，只是观棋，不敢找人下棋。我想先观察一下，对弈者的水平如何，自己是否有资格坐下来弈棋。经过一个多月的观察，发现弈棋者中，有水平很高的，但也有与自己水平相近的“低手”，这样，自己的自卑感就逐渐消减，自信心稍稍上升。最初结识的棋友一个多月后，我终于敢坐下来弈棋了，从而结识了第一批棋友。
张金发，苏北人，后来才知他是五角场菜场卖肉的营业员。在夏天，他敞着胸怀，挺着大肚子走进棋室，真有点像鲁智深的样子。他的棋艺不高，但落子如飞，常在劣势时以“鬼头刀”反败为胜，自称这是张家枪，“不要看你怎么优势，只要张家回马枪一使出来，你就完了！”因此大家就奉他一个“张家枪”的绰号。
王铭，也是苏北人，但却是个高级知识分子，因被划为右派而落魄。后经棋友吴众介绍，在几个大学当代课教师。他身材高大，脾气和顺，从不因下棋与人争执。他下棋粗疏成性，打劫时常常找瞎劫，因此被大家称为“瞎劫王铭”。每当他打瞎劫输了棋，大家都在棋桌旁高声起哄：“瞎劫王铭！”
吴众，是1938年参加新四军的干部，在学校担任行政工作，他棋艺一般，但乐于助人，所以人缘不错，在棋界认识的人很多，1063年曾担任过上海市围棋比赛的副裁判长。通过他我又认识不少人。
戴源瑞，原在天津一企业工作，因高血压而一直住在上海。他长得胖胖，人称“胖老戴”。他棋艺　亦不高，不过六级水平（请注意，当时没有业余段位的概念，当时的级位在人们心目中是与国家段位相衔接的。所以，当时六级约相当于现在的三级，以后提到级位，都以此为准。），但自视甚高。记得1963年时，有一次我与他下棋，已吃了他三大块棋，优势在百目以上但他仍不肯认输，那时我却不肯见好收兵，还想再吃他的棋，不料随手走一步大错着，走下后马上发觉走错，本能地想把走下的子取起。老戴迅速伸出手掌按住我的手，说道：“不能悔棋！下棋最重棋品，大丈夫落子无悔，要有宁输一百目也不悔一着的勇气。”当时我羞愧难当，把棋放回原处。由于此着之错，他三块死棋复活，还吃了我一块“棋筋”，从而反败为胜。这件事留给我终生难忘的印象。从此我再也不悔棋了。
华兆熊，是位商业工作者，那时大概有慢性病，所以能有空天天来棋室。他为人谨小慎微，下棋时也极小心谨慎，缺乏气魄。初时棋艺很差，后来经过努力，也有了进步，他比较要面子，下棋要看对象。常找棋艺相近或稍弱的棋友下棋，尽量避免与棋艺高强的对手弈棋。久而久之。棋艺也停滞了。
张景辉，是位留学日本的矫正口吃缺陷的医生。在五六十年代，私人开业者极为罕见。他当时却是一　位私人开业的医生。每次招收数十名有口吃缺陷者，用上课形式帮助口才矫正口吃，成效卓著。他住在河滨大楼，卧室旁另有一间大教室，室内墙上挂满治愈患者送的锦旗和开班结业后的团体照。张景辉为人各善，文质彬彬，很重礼仪，与我见面，总要先握手，口称朱兄，其实他比我大十几岁哩。他下棋很认真、很慢，每次到棋室就下一二盘棋。所以尽管棋艺不很高，但下的棋总能反映出本人的水平，而总不下不动脑子的卫生棋。
郑少峰，他似乎是申新九厂的高级职员，早已退休。郑少峰是棋界较有声望的老棋手，人们都称他“少老”，并无一人称他的姓名。我认识他时，少老年已七旬，年纪大了，棋艺减退，但初时仍能让我二子，使我难以招架。少老为人和善，找他下棋，来者不拒，所以大家都喜欢找他下棋，老人家是力战型棋手，吃棋本事很大，但未免有些务杀不顾，常会把绝对优势的棋再输掉，但他对输赢都看得很淡，胜负从不形诸于色，老年人能这样下棋，才是长寿之道。少老的老搭档是王菊人，原在龙华飞机场工作，人称“王老”，熟人则称他“飞机王”。王老的棋艺比少老略差一点，也是位没有架子的和善长者。1963年，我与上述几位棋友一起到张景辉家去下了一局纪念联棋，晚上同赴新雅酒家聚餐，纪念我们相识三年。

棋室里姓徐的棋友很多，这里想介绍自己较熟悉的几位。
徐通增是我在304棋室认识较早的棋友。从304棋室到“文革”时期，我们一直保持密切关系。这是因为我俩的性格比较相近，都坦率、诚恳，不喜虚伪做作。都喜欢看书，而且棋艺也同步增长，一直排同一档次。我们常在棋室关门时一起步行回家。在“文革”时期，我们一些棋友有时就去他家弈棋。但我和徐通增在弈棋上有很大差异。我喜欢下快棋，但下快棋时容易走随手棋，出差错，计算也不够准确，只有在下慢棋时才好些。而徐增通却是个长考型棋手，善于思考，出错较少，下棋问题非常认真，一个下午一盘棋。所以尽管我们经常在一起，但对弈却并不多。我和他曾下过两局长考棋，一局棋费时8小时20分，一局超过11小时，这也是我一生中下得最慢的棋。八十年代后期，徐通增去了美国。
徐福樟是62年认识的棋友。后来在“文革”时期，他和通增与我一起学太极拳，每天在襄阳公园见面。所以他也是很熟的朋友。徐福樟有较好的下棋天赋，进步很快。到64看他的棋力已不比我差，65年便超过了我。在“文革”初，他已具有执黑与上海高手朱福源等相抗衡的实力。徐福樟的父亲原在银行做事，后来家庭遭受到很大变故，全家搬出了中行别业，母亲在菜场当营业员来维持家庭，所以他的性格上有着一种压抑感。他为人和善，很懂得待人接物的一套，很能掌握他人的心理。在“文革”时期他常去棋友金疆家弈棋，目的是想借些日本围棋杂志。那时他的实力已能让金疆二子，但他却总争着拿黑棋，分先下两盘棋，还会输一局，金疆当然很高兴。当他临走时开口要借书，总能如愿。后来他到安徽插队落户，“文革”后期有机会回沪，但他决定不回上海，帮在淮北成家落户。读者可在前几年的围棋年鉴上看到他是安徽业余五段棋手。
徐维鼐，他与我是在襄阳公园结识的，当时他在管理永嘉街道的少年之家。每逢星期日就去304棋室下棋，晚上如有空（少年之家没有活动时）也去棋室。徐维鼐确有很好的弈棋才华，目光敏锐，算得既准又快，一个棋盘上的局部变化，七八着棋或十几着棋，我要想3、5秒钟才能看清，而他大约十分之一秒便能看清，这是我的感觉，在下起快棋时，他一瞥之后，便看清变化，但却在别处落棋，直到时机成熟才动手，落子飞快，算路很准，使人感到无所措手。在60年代初的一次青少年宫举办的围棋比赛中，他曾获第三名。那时我们在同一档次，但后来他进步更快，可让我先。63年徐维鼐约请我到少年之家去教孩子下棋。我每周花二三个晚上教棋。当时他的棋并不比我差，但围棋术语却不太懂，在我教孩子时，他静静地听着看着，弄懂了“大猪嘴”、“小猪嘴”、“紧带钩”、“宽带钩”等下法。我当时教的学生中，最有才华的是徐维新和吴国林。徐维新是维鼐的弟弟，天赋好、进步快，但突然头发整块地脱落。据说是精神过度紧张所致，由此而没有再　继续学棋。吴国林后来进了市少体校的围棋班，棋力达二级以上。正当他憧憬着当专业棋手的生活时，“文革”突然降临，一切梦想全被粉碎，只能“上山下乡，插队落户”。后来回沪进了工厂。他回沪后，不在下棋、不谈棋、不见棋友，彻底与围棋“绝交”。这是个伤透了心的人。徐维鼐后来患眼疾，动手术后，一眼失明，一眼的视力降到最低点，看棋需把眼睛贴近棋盘，这样他不得不与心爱的围棋告别了。围棋爱好者因失明而被迫离开棋盘，这真是最大的悲剧。八十年代初，徐维鼐曾参加过“振兴杯”围棋赛，但眼力不行，棋艺亦减退，成绩不佳。
徐松年，在铁路局工作，人称“铁路徐”。他年龄比我大几岁，脸颊苍白，常干咳，好象是有慢性肺结核病。他也是棋室里的常客，棋艺有三级水平。初结识时，我被　二三了，还难抵挡。他下棋时，手和嘴并用，手里落子很快，嘴里当场评说你哪个子下得不好，我哪个子很巧妙，作用何在？自己一边下棋，一边讲解。所以和他下棋，也别有情趣。他的妻子不喜欢他下棋，特别是星期天，整天泡在棋室里，家务事一点不管，尤为恼火。有时星期天差遣他去买点东西，他提了蓝子就直奔304棋室，一阵盘上厮杀，早把需买东西一事忘得干干净净。这时他的妻子怒冲冲地赶到棋室，一言不发，伸手将他耳朵揪住，提起来扯向室外，这时他也不得不俯首而去。
徐瑞林，宁波人，棋力约有五、六级，初结识时，让我二三子。他下棋不按章法，全凭实战经验。当时我在家将“围棋定式基本知识”一书中二百个定式全都背熟，但对弈时，徐瑞林完全不按定式走法，另出变化，虽然明知他的下法不对，是行不通的，但自己却对定式的变化不熟，所以仍感到无可奈何，应对的结果仍是吃亏时多。这是初学者常遇到的问题之一。对定式喉舌一个政变，而不清楚定式的许多变着，对方胡搞蛮缠起来，自己就无法应付。后来我才发现，看棋书是没错的，定式也该记熟，但死背不管用，棋力到达一定程度，定式知识自然会掌握，会感到定式越来越不够用，最后不得不找上日本的《围棋大辞典》。到我的棋力长进到四、五级时，便明显感到徐瑞林的棋很“臭”。那时不知谁给徐取了个“臭豆腐”的绰号，并且也叫开了。从此人人喊他“臭豆腐”。徐瑞林也不生气，还说：“臭豆腐，闻时臭，吃时香。”“要知臭豆腐的味道，请试上一盘！”后来他忽然自称是我师傅，并叫我“学生”。常高声大喊：“学生过来，师傅教你一盘。”不管我怎样反对，他问题表示做定我的师傅了。当我赢他时，他就说：“学生赢师傅，青出于蓝吆。”若输给他，他便说：学生还不行！师傅还有绝招妙手，学生还没学到家。”
徐煜敏，人称“南通徐”，当时他与棋兄煜华都是304棋室的常客，但徐煜敏的棋艺比他哥哥强得多。他经常与马洪九、孙步田、殷鑫培等好手下棋。所以当时他也可算一个“准高手”。他哥哥煜华与我属同一档次，初时我常与他哥哥下棋，与徐煜敏却未下过一局。徐煜敏兄弟都是不错的人，性格爽直。但在棋上自视甚高，下棋要找好手，像我们这样的“低手”，他是不屑一顾的。但我却常在棋桌傍看他下棋在。每当他输棋时，问题懊悔不已，常说：如果不是眼花，某个子的次序走错了，早就赢下了。他若是赢了棋。便会笑迷迷地称赞他的对手：“你的棋不错，很有力量！”或是“你的棋很厉害，不好对付。”言外之意，就是他的力量还比对手强，比对手更厉害。若是他输了棋，有时会勃然变色，怒冲冲地说：你这臭棋！认真下，不让您二三子才怪呢!”“文革”时期1968年，一些棋友在南市搞了个小型比赛，对弈在襄阳公园和南市区棋友徐越超教师家进行。那时我第一次与徐煜敏下棋，按规定是分先对弈两局。那天正是毛主席生日，我印象非常深。当时我棋艺已增长不少，但因为过去一起把他当作高手膜拜的所以对弈时，心里很有点心虚胆怯，但结果却是连赢两盘。老徐马上大发雷霆，拍着棋桌嚷道：“朱伟，你这种臭棋，我是没认真下，好好下，你摆上二子也赢不了的！”当时我正喜出望外，又熟知他的秉性，知道这一顿骂是免不了的，故一点也不生气，只是对着他笑。八十年代，徐煜敏退休后，一起主持轻工业局的围棋活动，是第五至八届振兴杯围棋大赛的主要组织者之一，为围棋事业作出了贡献。
徐秉贤　与他相熟的棋友都　叫他“阿彭”，似乎是个小名吧。他学棋与我差不多时候，我与他很早便点头招呼。当他下棋时，我常去观看，我下棋时，他也来看，但相识十多年，相逢上次，却始终未曾对弈过一局。我曾再三约他下棋，他都婉言拒绝，说：“小朱你的棋好，我不是对手啊。”在围棋爱好者中，有两种人较少。一种是非常随和的人，不看重胜负，不讲求棋份（分先或让子），只要有棋下，谁也不拒绝。另一种是很爱面子的人，很计较输赢得失，下棋时患得患失，常常举棋不定，输了棋唉声叹气，要懊悔很久。这种人对和谁下，如何下法都　很讲究。徐秉贤便属于后者。好多年，我觉得他一起在暗中与我“绞劲”，和我对弈的棋友，他也与他们下，但就是避免和我交锋。有一个时期，他很努力，希望在比较有把握的时候才与我下棋，但我那时也很努力，希望很快长棋。后来我渐渐超过了他，因此我俩的对弈就始终未能实现。徐秉贤是个很健谈的人，喜欢读书、藏书。他对旧上海的闻人轶事、重大社会新闻都非常熟悉，关于黄金荣、杜月笙、虞洽卿、哈同等的轶事、大世界的形成、阮玲玉的死，筱　丹桂的自杀，黄楚九的发迹，讲起来头头是道，如数家珍。他那时才四十多岁，按年龄说，都　不曾经历过。当时这方面的书也很少有，可见他记忆力很强，听老一辈的人讲的故事和解放前看的报刊上的有关文章，能牢记不忘，现在在304棋室里讲给大家听，非常吸引人。有一天，大家谈到生癌与死亡的话题。徐秉贤大声地说道：“如果我知道自己生了不治的癌症，我就带上所有的积蓄，西到桂林阳朔、成才峨嵋、西安大雁塔、北到五台山、北京故宫、东到泰山曲阜，把全国名山大川名胜古迹都游遍，然后回家再死，这样也就不枉人生一世了！”大家听了都　笑了起来。这番话给我留下的印象。在“文革”时期，徐秉贤提前退休，让子女顶替入厂，他自己仍被厂方聘用，每天上班。一天，他扑倒在办公室上，昏迷不醒，严重的脑溢血，一下子夺走了他的生命。当我荻他的死讯时，我想起了他在304棋室的那番话。人，总很难事前安排好自己的归宿。

前几年，日本曾授予聂卫平的前夫人孔祥明，小林光一的夫人木谷礼子（现名小林礼子）“贤内助”的称号，表彰她们赞助丈夫事业有功。孔和木谷都是著名女棋手，她们都热爱围棋，知道围棋是什么？围棋有多大魅力。她们帮助丈夫，使他们安心地去下棋，这样做丈夫的声誉大增和收益更丰，做这样的好妻子，贤内助，人们是能够理解的。
我这里要介绍304棋友王昆和他的妻子。王昆在工厂做事，他爱棋入迷，每天下班后，便来棋室弈棋，星期天则下午，晚上都在棋室度过。王昆为人豪爽、直率，下棋也是大刀阔斧、直来直去。他约有当时3级水平，,喜欢下快棋，不喜欢磨磨蹭蹭。王昆结婚后，他的年轻妻子便带着绒线、针线活儿来做，一声不吭地坐在他身旁，直到棋室关门时，夫妇俩一起回家。不久妻子有了身孕，每天挺着日渐大的肚子，仍陪着王昆一起来棋室后来孩子出生了，妻子抱着孩子，丈夫一起来棋室，孩子登临躺在棋室皮沙发上，妻子总带着活计来做，手里从不闲着。孩子饿了哭了。妻子便给他喂奶。我们棋友背地里常议论他们，说：“真是一对恩爱夫妻，把棋室当作自己的家了。“文革”时期，有次王昆约我到他家里去下棋，下完棋和他夫妇俩闲谈。他妻子说：“文革”后，棋室没有了，到棋友家下棋也很不方便，她提出，要王昆教她下围棋，她会下棋后，丈夫也可免除没有棋下的烦恼。但王昆笑着摇摇头说：不行，围棋没这么好学，让九子棋还不过关，怎么行？总要是让四五子，还能下下我听着也笑了，妻子毕竟不懂棋，让九子的棋，肯定没味道，要让四五子棋还能下下，但谈何容易呢。我也认为，王昆有这么个好妻子真不容易，因为她根本不懂围棋，并不能体会棋的滋味，但能够这样支持丈夫下棋而且这种业余下棋根本无名利可图），这样耐心、体贴，实在太难得了。这样的妻子，不可说是地道的“贤内助”吗？
小臭臭”张则忠也是我最早认识的棋友。我们在中苏友谊馆的棋室相识，后来一起在304棋室和襄阳公园弈棋，下棋10多年（近年因工作关系，不大相遇），我和他手谈累计超过万局，可以说是真正的老朋友了。老张宁波人，年轻时，圆圆的脸，一团和气、他棋艺并不高，但对棋入了迷，一天可下十几盘棋，他下棋时嘴里喜欢嘟嘟哝哝，其特点是每个词前都加一个不“小”字。围棋术语，尖、扳、跳、拆，他就说小尖尖，小扳扳、小跳跳、小拆拆。当时棋友间常说“臭棋”一词，有时用以贬斥对方棋差，有时批对方走了错着，有时则是指自己走了错着，带有自嘲的意味，但老张听说“臭棋”时，便会顺口说“小臭臭”。后来大家便给他取了个绰号，叫“小臭臭”。平时大家喊他老张他不应，但叫“小臭臭”则一叫便应。棋友有时问他：“今天棋下得怎样？”他答道：“小可以”，那就是说棋下得还可以，过得去，如果回答是“小勿灵”。那就是说棋输得很多，勿灵光（上海俗语，不行的意思）。有时棋友要悔棋，他就急喊道：“小莫悔！小莫悔!"有时他棋赢定了，便会叫对方：“：小输输了！快小缴枪！”但当他自己棋势大坏，你劝他缴枪投降时，他会大吼一声：“莫吵！做梦！”等到说的话里不加“小”字时，这说明形势已不可收拾，“小”不起来了。“小臭臭”的棋进步甚慢，而我则进步较快，后来我们间已相差三子以上，但我这个很重情面，老朋友叫下棋，总是奉陪，这就犯了一个大忌。下棋要求进步，一定要总是跟比自己稍强的人下棋，如对手棋力已比自己差，就要尽量少和他下，应找更强的对手才是，但我觉得这样颇对不起老朋友，由于情面难却，常和低水平的朋友下棋，我的棋艺进步就受到阻碍，达不到更高水平。
朱桦，朱桦是早期的棋友，他几乎也是每天到304棋室来下棋。他带头一副眼镜，容貌端正，风度儒雅。我们两人关系不错，初时他叫我“本家”，后来就亲切地叫我“唯力”，我在棋界几十年，只有少数棋友知道我本名叫朱唯力，而直呼我名“唯力”的仅两人，一个是朱桦，一个是李莲宝老师，李老师早就认识我，因为他大学里的老师（也是学拳的老师）乐患之先生四十年代住在我家。朱桦与我彼此相知，故能真名相称。我很早就发觉他的音色极佳，认为他若会唱歌，必是个好歌手。后来才知道他的确曾在音乐学院学声乐，并被　选送到莫斯科去深造，但学成回国后，发生了什么变故，他竟被分配到一个边远省份的文工团去，他断然拒绝分配的工作，因此才能有空来棋室以棋解释。我们在棋室相识了三年，突然有一天他没有来棋室，从此再也没有见到他的身影。他是个很健壮的人，不可能一病不起。一个爱棋入迷的人竟会像烟尘一般，从此消失得无影无踪，很难猜测他何以会不在棋界出现。总之，我失去了一个很亲近的棋友。近三十年过去了，我还思念着他。朱桦，你今天在哪里？
癫痫棋手与疯子棋手，一天我在中苏友谊馆棋室与一个不相识的少年弈棋，他年约十六岁，面颊苍白。下到中盘战斗紧张时刻，他突然一颤，两眼直瞪棋盘不动，接着整个身子从椅子上向下滑，我起初不理解他究竟想干什么？但他继续下滑，直到整个身体全躺在棋桌下。我低头看时，他已昏迷不醒，当时我真惊呆了，不知他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这时有几个年长棋手过来观看，其中一个说道：“不要紧，这是羊癫疯发作。”我问道：“不碍事吗？”“过一会他自会醒的。”这时有人将那发病少年扶在椅子上，有人插嘴说：“拔一把草塞在他嘴里，过一会就醒了。”这时有人说：“这是陋习，这是精神病，又不是真的变‘羊’了，不用什么草，也会醒的。”这是我第一次遇到患癫痫病的棋手，如不是旁边有人指点，我真会手足无措。
患癫痫的棋手也可能棋艺水平很不错。当他不发病时，生活、广告像正常人一样，棋也能下得很好。最明显的例子是上海县的老棋手王燕祥。老王在六十年代上海棋界已有一定名声，当时在304棋室里，我们年轻一代都把他当作高手看待。一年夏天，棋桌都搬到棋室成气侯的空地上来，王燕祥正与一位高手在对弈，我站在一旁观看、棋局进入激烈战斗阶段，棋势复杂，我在一旁也看不清孰优孰劣。正在这紧张关头，王燕祥突然身体一侧，从椅子上倒下去，事情发生既突然又快，我在旁也来不及扶挡，他侧躺在地上，由于头朝下先着地，左眼角擦破了皮，有一点血渗出。大家似乎对此已习惯，毫不惊慌，七手八脚把他扶在椅子上，都说让他坐一会，会醒的。后来王燕祥有一次在市比赛中突然发病，由此棋协领导嘱咐以后要劝阻他再参加比赛。虽然癫痫的发作，并一可怕，一般也还会产生严重后果。但当领导的总怕出事，万一出事就麻烦了。从此王燕祥不再参加市比赛了。但他照常来304棋室下棋，转为下棋时癫痫发作毕竟是很少的，大多数时候都是正常的。听有此疾患的棋友说，有些病者何时发作，多少有点预兆，自己当心点，就该服药，并不外出，以免发生意外。
癫痫病还好说，精神完全失常的疯者能下棋吗？我的回答是：“能，能下棋。”在304棋室，我曾见到两个疯者，嘴里一刻也不停地胡言乱语，但仍能下棋，自开局至终局，在弈棋过程中与正常人无疑，不过水平不高罢了。我曾在旁仔细看这疯者下棋，并自己也和他下过两局。他嘴里嘟哝个不停，讲的话语无伦次，怎么也听不清，但这并不妨碍他下棋。显然，在发病前，他就会下棋了，后来受了什么强烈刺激，该人脑神经某部分不健全，就激疯了。这样的疯者生活也许尚能自理，还能外出走动，和他谈话则不行，但下棋居然无妨，倒是很奇怪的事，若不是亲自遇到，别人讲给我听，我也许还不相信呢。

老棋手掠影
丁渠卿　人称“丁公”，是位70多岁的老棋手，佝偻着腰说一口镇江话，中气甚足。我初到304棋室的两年他还常来，但很少弈棋，总是与一些熟悉的老棋手谈天，回忆往事。
魏海鸿　常在星期日来棋室与人弈棋。他为随和，没有架子，混在众多棋友中，毫不显眼，他唯一的特点就是随身带一小瓶白酒，不时从衣袋中拿出喝上一口。因为解放前他有抽鸦片的嗜好，解放后戒了烟，总要有点强刺激的代替物，白酒便是这个代替物。少年时的曹志林、谢裕国都曾受教于这位老国手。
陆老　他的姓名曾听人说过，现已忘却。陆老苏州人，年已七旬，身骨硬朗，每天来棋室弈棋，棋艺虽一般，却乐此不疲。酷暑之时，他就穿一件有银元大孔洞的竹编背心来棋室。这件背心很怪，故很是显眼。当时有人说，陆老住在中山公园附近，每天只乘4分钱电车到静安寺，然后步行到304棋室下棋。这一段路可不短，每天他到棋室也不迟，如真要走这么长一段路，出门必定很早。棋友徐秉贤跟我说：“你不要看陆老这么节俭，他可是大大有钱的人，解放前半个苏州城的房地产都属于他的呢。”徐秉贤是一本正经说这番话的，半个苏州城的房产，这多么惊人呀！这话也许稍有点夸大，但必有这样的事实，陆老是苏州第一号房产拥有者。
老棋手”鬼头刀“朱少岳及”周文王”周已任，我在《襄阳公园棋人棋事》一文中已作了介绍。他们都是304棋室的常客。在304棋室的常客中，有一个与“周文王”齐名的棋手，那就是凌克明，凌克明在当时棋坛也算是个知名人物，，但棋艺并不高（在棋界有些人并不因棋艺高而知名，而是弈棋年数多，各方面混得很熟而知名），与周文王在伯仲之间，但两人都　认为对方不如自己，一见面就斗嘴。周文王之乎者也不绝于口，但“唱”功不见高明，而凌克明思路不够敏捷，对答不够流畅，因此斗嘴也是旗鼓相当。但俩人宁肯斗嘴，而不肯斗棋。众棋友则在旁起哄，引俩人对弈。有时两人被　大家逼得下不了台，只好对弈以定优劣，这时围观者甚多，大家都要看盾与矛谁更强些。转为下棋之事，嘴上吹得再凶也没用，要实战解决，手下见高低才行，但两人大致半斤八两，对弈结果总是得失相当，谁也不能压倒谁，听说凌克明有一副玉石棋子，据说原为李济深所有，转辗到了凌克明之手。这副玉石棋子虽较名贵，但还不能与杨寿生的玉石棋子相比。
郭同甫，郭老我并不认识，转为他不大来304棋室，但关于他的办后事却听得较多。据知情棋友说，郭老自认为是天上星宿下凡，身兼数绝。棋、琴、诗都臻上乘。他的棋虽未达到一流（国手档次），但亦相当不差，琴是弹得好的，是某一流派的传人。其它我就不清楚了。但善于喜谑的汪振雄却屡屡出他洋相。有一次，汪听郭自称吃辣天下无敌，表示不服，两人便相约进行吃辣比赛，烧了一大碗最辣的尖辣椒。两人一边对饮一边吃辣，吃到后来，郭满头大汗，流着泪尽出，垂败下阵来，又有一次，老棋手窦国柱到郭府拜访，对弈时对郭老说：“汪振雄在外面称你为‘郭单关’。”“此是何意？”郭老问，“就是当人家挂你的角时，你单关一跳，八面呼应，对方的棋自然就觉得难下，不知如何应对了。”“真的这样说，说得好！”郭老高兴极了，不久便告诉他的学生赵之云。那知之云还是孩子，不懂事，硬要追根究底，又当面去问汪振雄：“汪公，你叫郭老是郭单关是吗？”并把窦国柱的一番解说重述一遍。汪公听了哈哈大笑，说道：“不对，不对，全搞错了。我是说你师傅是郭单官，不是郭单关。”“郭单官？这什么意思？”赵之云表示不解。汪公说：“就是说你师傅下棋，除了单官下得不错，其他是没什么可赞的了。”这话确实有点过份，因为郭老的棋虽稍逊于汪振雄这样的一流棋手，但他能有赵之华、赵之云、邱鑫、李家庆这样的学生，确实也相当不错了。
沙磊，在304时代，他年近五旬，因牙齿脱落而显得苍老，人也很落魄。他是一个诗人，但在中国，即使在今天也难以靠写诗来维持生活，何况三十年前呢。因为境遇不佳，他每天来棋室弈棋，也有点以棋解愁的意味。我和他下过不少棋。他是属于臭棋一类的，水平在当时8级以下。有几次他与业余名手朱福源对弈，由朱让沙九子，以使他一块不活为胜，另外还下过他让朱九子的棋，看沙能活多少。大家知道，即使被让九子，只要“三·3”点角，活上两小块总行，要使之一块不活，必定要硬吃，采取最野蛮的着法，沙磊初时大家叫他沙哥，后来都　叫他砂锅，因为他的棋不行，就像砂锅经不起碰撞，一敲即碎。他也认可这个绰号，常在下棋时，一边走子，一边说：“打破砂锅问到底！”“四人帮”打倒后，沙磊也出头。原来他是少数民族，战争年代曾掩护过共产党地下工作者。当时一位民委的负责人问起他的近况，找到了他；要他去北京工作。这样，沙磊才从困境中摆脱出来。
冯小秀，我进中学后便喜欢打篮球，喜欢写作。当时我最受看东南日报，因为该报有一整版体育新闻。我最崇拜的体育记者就是冯小秀。冯当时主持该报体育版，笔名小秀，他不仅善写足篮排球比赛的消息，其它像网球、羽毛球、拳击、田径都能写，而且写得生动活泼，形式多样，令人读了爱不释手。我当时模仿他的笔法写过许多篮球比赛的实战记。用正面叙述、从半途说起、从结尾向前推、用文言体、用两人对谈等各种写法，写过五十多篇，还写过“论上海篮球十杰”、论上海女篮十杰“等长篇论文，在学校里我被同学叫做”体育记者”。解放后，冯小秀在新民晚报当记者，这时他已无法写出精彩的球赛文章，原因是体育篇幅太小，一场球赛只能写一二百字，他的才能根本没有发挥的余地，但我一直没有见过冯小秀。我一直在球场中用目光“捕捉”我心目中的偶像，但一直不能确定他是某一个人。六十年代的《围棋》月刊上出现小秀写的棋赛报道，这令我一惊，我这才知道他也个棋迷。据知情者说，小秀在比赛结束那天到赛场来转个圈，向裁判长问上几句，便能写出一篇生动的报导，一些棋手的形象经他几笔勾划便能显出光彩。像他这样文笔好又多面手的记者，数十年来很难找出几个来。一天晚上，在304棋室我认识的胖老戴突然说：”小秀来了。“我心用眼光寻觅，看到一个瘦小的身影，带着一副近视眼镜，这与我想像中的差不多。我真有点激动，作为一个崇拜者，十多年后，终于见到了冯小秀。他棋艺不高，也不常有空到棋室来，但我仍感到很亲切。冯小秀因癌症病逝于“文革”后期。
“鸭子”-----张后昆“下棋的没有一个是好人，个个勾心斗角、尔虞我诈。损人利己，吃小亏占大便宜，……”响亮的声音传遍棋室的每个角落。一听就知道这是张后昆的声音。张后昆是六、七十年代上海的业余高手，他的一大特点就是怪话。在六、　七十年代敢于在公共场合讲怪话的人是很少的。张后昆在棋室老是说怪话，而且在弈棋时喜欢与人急诊，围棋业余高手一般比较持重，下棋要看对象，讲究棋份。但张后昆是不在乎这两点，他下棋从不挑选对象，水平很差的人找他下，他也不拒绝，而且宁愿少让子。三十年里，他与上千围棋爱好者下过指导棋，所以我认为在业余围棋界，张后昆是个有一定贡献的人。张后昆五十年代去延安棋室，与少年时期陈祖德下过不少棋，张后昆自己承认在顾水如的复盘讲解中得益不少。在304棋室时期，他显然患有某种疾病，所以天天能来棋室，他常常大声干嗽，但看他那健壮的体格，又不象生肺结核。但他对自己的病讳莫如深，始终无人知道他生什么病，只是他的头发逐渐变稀少，虽然仅三十多岁，已显出明显的稀秃现象。我初识他时，他的棋力至少可让我四子，但当我在棋盘上摆四子时，他就大叫：“让不动!让不动！”一定只肯让三子。这样他的棋下起来得心应手，非常轻松。在棋室里，他常常讥讽看日本棋书的人，认为看书不管用，尤其是定式书不能看，但他自己讲起定式的各种变化来，头头是道。我一听就猜想他家中必有日本围棋大辞典一书，否则在当时棋书极少的时代，许多变化只有围棋大辞典上有，而且不是经常翻阅，不可能知道这么多的变化。这也可看出，他的有些怪论是言不由衷的。张后昆喜欢讲话，下棋时也说个不停，不时要指出对手的臭棋。在旁观看别人弈棋时，也忍不住要指手划脚，唠叨个不停。因为他是高手，讲的话比我们这些低手有道理（有时觉得他说的不太对，但又无法驳倒他）。所以对他的指责，大家都能容忍。有时对弈者也会提出抗议，说：“老张，请你帮帮忙，我们是下比赛棋，请不要讲话。”这时他就讪讪地走开了。张后昆的棋比较灵活，官子比较仔细，所以有时局面稍差的棋，他总自我感觉良好，到了官子阶段常能反败为胜。有时吃了点亏，或官子稍损，他就高喊：“不灵了，不灵了，鸭毛拔光了，鸭毛拔光了！”他的喊声又响又脆，有点像公鸭叫，后来大家给了他一个绰号----鸭子。大家当面叫他老张，不敢叫他鸭子，但背后人人都叫他鸭子，这个绰号叫开后，他就不再提“鸭子”、“鸭毛”这些词了。我认识张后昆三十年，他从不参加正式比赛，从不下赌彩棋，也很少与高手对局。但他的棋不错，后来我举办的升级赛中他表现不俗（后文将叙及）。他常说：“会吃棋不算会下棋了，要懂得给人吃棋，才是会下棋的人。”讲的是下棋应懂得运用弃子战术。九十年代初，他曾在一棋室当众说：“如果顾水如能活到今天，与李家庆下棋，被小李让二子，还要大吃败仗！”这么多老棋手对他的这一怪论不以为然。顾水如的棋力相当于职业四、五段的水平，但与李家庆下被让二子，还会大输，未免说得太过份了。1992年传来张后昆去世的消息，据说他是因家庭纠纷而自杀的。从在棋界的表现来看，他是个很豁达开郎的人，很难想象他竟会走上自绝之路。由此可见，人是很复杂的，不易识透。

棋室里的便衣警察
早期304棋室里还有一间房屋，供扑克爱好者作打牌的场所。有一天我到棋室，见一个西装革履的男子从里间走出来，一照面双方都一怔，我一看原来是我们街道公安派出所的所长，而他显然也认出了我。三秒钟的犹豫，他决定装着不认识我，走了出去。我也只好装着不认识他。他穿着西装来打扑克牌，与棋室里的牌友厮混在一起，显然是有任务的。因为我早已听说在这些扑克爱好者中流行赌博，玩“沙蟹”输赢很大。五、六十年代社会风气甚好，赌博便成了引人注目的不轨之举。
在围棋棋友中有一个初时叫他老李的，是徐汇公安分局的警察。当时他胃病较严重，因此长期病假，一起穿便服到棋室来下棋，我和他非常熟悉。他的身份很早就知道了。一次某小学里发生窃案，他穿着警服去调查，小学里有位代课老师是我们在襄阳公园的棋友。老李其真姓是张。但我们这些知情者从不泄露他的警察身份。“文革”时期他去工厂“战高温”，后来脱离了警界。他还担任过徐汇区棋队的领队，我“文革”后期任徐汇区围棋教练，便是出于他的大力推荐。
63年的夏天，棋室里突然来了两个年轻人。棋艺水平不高。但立即引起人们的注意。因为他们都讲一口上海话，并不是外地来的棋客，但他们从未在棋界出现过。没有任何人认识他们。当然，从未见过世面的爱好者闯进棋室来也是有的，但他们一般表现得很谦虚、虚心，找人下棋时很客气，下棋时很专注、认真。但这两个年轻人一点也不客气，棋艺不高，下棋时东张西望，问长问短，一点也不注意自己的棋局形势，输了棋也一点不在乎。这些情况很反常，所以棋友们都议论起来，结论是他们是“便衣警察”。有人直截了当地说：’肯定是便衣，只要看盾他们穿的皮鞋，便可知道了，当时军警穿的皮鞋与一般人穿的皮鞋不同，很厚实，皮质亦好。这两个年轻人到棋室来显然有着某种任务，过了一星期便不再来，从此消失得无影无踪。
美国初段
63年夏末，棋室里来了一个比较不寻常的爱好者。他穿着一套西服，说一口普通话，自称姓严，刚从美国回来，在美国曾获得业余初段证书，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大家都　在背后叫他“美国初段”。这位后来被大家叫做老严的人，一到棋室便活跃非凡，到处与人打招呼，广交朋友，和许多人都　下了棋。因为听说是从美国归来的初段，大家都乐意和他下棋，以便业余初段到底有何等水平。这个老主动来找我下棋，要求参加由我组织的围棋升级比赛。经过对弈，大家发觉他的棋力至多不过相当于当时的五级水平。当时棋室里的棋友，尽管天天见面，下棋已很熟悉，但对彼此的出身、来历、为何有闲睱天天来下棋等等，是从不开口探问，这已成为一条不成文法。除非彼此私交已深，并愿意主动讲给对方听。棋友们对这个突然出现的“美国初段”有许多议论。主要是对他是从美国回来表示怀疑。当时正值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没有人听说还有人从美国归来。这位归来者傺对其国外生活讲过一句话，也从未讲过一个英文词语。对辆的一切事物，都与大家一样非常熟悉，毫无国外归来者的好奇和不解。有人认为他虽穿着西服，但衣服如此陈旧，象是解放前留下的。有人对他一来棋室便广交朋友，拚命“扎根”棋室表示奇怪。但这位老严本人却我行我素，毫不介意，很快就和许多人“称兄道弟”，混得很熟。他在棋界混了将近十年，“文革”的来临，他似乎也未受到“冲击”。后来他突然地消失了，再无踪影。到底没有人知道他的来历。

304棋校围棋训练班
上海棋社在棋室内设了一个业余棋校，主要是设立青少年围棋训练班。围棋训练班分成四个班级，启蒙班由范春水任教，初级班由年轻的邱百瑞作者，中级班最初同章照源任教，章公患病后，先由殷鑫培执教，后由孙步田任教。高级班由顾水如执教，存在时间不过一年左右，63年上海市青少年业余体校成立围棋班后，高级班转入少体校，由名手赵之华执教。围棋启蒙班招收不会下棋的少年儿童进行启蒙，启蒙班中的较优者由邱百瑞下让九子的测验棋，能过关者，才能转入初级班（当然初级班也从其他途径吸收学员）。在初级班达到6级以上水平者，便升入中级班。中级班里的优秀者，经教练推荐可入市少体校围棋班。这个班级是青少年棋手进入市队的重要阶梯。
我到棋室弈棋后，便认识邱百瑞教练，那时他刚开始其教练生涯，自己还下下棋，希望棋艺有所提高。那时我常与他哥邱百明下棋，和他却从未下过棋。邱百瑞脸带笑容，和善可亲，在304棋室里，只有一次他大发脾气。那时有一个山东老头来棋室，他又矮又胖，是个有性变态的人。他常把目光转向训练班里的少年儿童，把其中有些孩子引向角落，进行性猥亵。被侵害孩子告诉邱百瑞教练，邱怒火冲天，奔进棋室怒斥这个山东老头的罪恶的不道德的行径。
62年棋室的一面墙上贴了市比赛的成绩表，这个表格很大，我当时的视力在1.5以上，感到不需走近便能看到表格上的成绩。那时有个年轻人踏在紧靠墙的一张椅子上，眼睛送到离表格一、二寸的地方观看。这使我感到惊讶，这个人怎么眼力这么差，这个眼力特差的人便是章照原。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他。章照原的眼疾是先天性的，无法配眼镜来调整视力。但眼力虽差，但教授围棋却相当出色。“文革”前我对他不熟悉，不了解。“文革”后期，我和他熟识了。我担任徐汇区围棋教练后，尝到静安区去看在那里授课的的章公上课，印象深刻。我认为，他是个少有的优秀教练。但他性格内向，少言寡语，尤不善。三十年里，他为上海围棋教学事业作出很大贡献，培养了许多好棋手，但他从未被评为优秀教练，从未因工作出色而受表彰。后来我才明白，一名优秀教练一定还要有好口才，善于交际，使领导和舆论界知道你是优秀教练。只有这样，你的价值才会被承认、被誉扬，象章照原这样的好教练，二十多年只是一名业余教练，连个正式国家工作人员的编制也没有。后来静安区体育俱乐部的老领导吴康生在退休前又来任俱乐部主任之职。他发现章照原沿未转正，大感惊异，他立誓在自己退休前一定设法为他转正。他几经努力，说服了体委领导，终于使章照原转为正式体委职工。如果没有吴康生这样关心人的领导，章公到60岁也不会有正式编制，这真是一个悲剧，幸而最后的结果尚差强人意。

63年章公发病，围棋中级班请殷鑫培任教。他是当时回老家评出的三段棋手（当时全国最高段位是五段），是上海的业余高手，殷鑫培在一工厂的职校当教师。他和领导相处的关系不好。殷非常希望当一名专职教练，使自己能脱离工厂职校。但工厂方面对他借调去当教练一事，已不很同意，对他要求调走一事更不予支持，由于他出身于地主家庭，使他在棋界领导看来，也不是一个理想的教练人才。所以，不管他如何卖力，他的教练梦仍无法实现。后来围棋中级班就由孙步田三段执教。孙步田在工厂里生态系统不错，所以他借调来当　教练并无阻碍。当时我尝到训练班去看看孩子们的训练。有一天我在棋桌上看到孙步田的备课笔记，当时我并不知道这本子是他的随手拿起来翻开一看。其中抄了许多棋谱，谱傍另一页上写着许多简要的解说。某着因走某着，某着因走某着。我看了感到奇怪，某着因走某着，怎么下面却没有下文了。我正在思索，孙步田走来，把笔记本一把抢走。这时我心中的疑问,觖闻原来“因”字该是“应”字才对。虽然老孙文化不太高，但棋艺却是不错，他谈吐风趣幽默，为孩子们上围棋课也很称职。“文革”后期，他在体育宫围棋班里也担任过多年教练。
围棋句容顾水如很喜欢学棋的青少年，他的教课相当精彩，记得有一次他与宋连富下了一局让三子的棋，局后在棋室复盘，我站在一旁倾听报的讲解，听得津津有味，获益匪浅。顾老的让子棋功夫真不错，又善于讲解，在这方面似乎比加一些老国手要强。起初，顾老在晚上来304棋室教高级班，后来他就在自己家里教。当时有两个少年自动去找顾老，要求能在授课时允许他们旁听，他们是谭德明和周君荣。顾老接受了他们，并常借日本棋书给他们。使他们的棋艺较快地取得进步。
后来在少体校围棋班执教的赵之华，在“文革”后期我与他成了很熟的朋友。赵之华在当时可说是上海棋坛的第一流青年高手，他因有严重气喘病而转而作教练工作。在304棋室时代，我与他并不熟，见面只是点头而已。他常在星期日到棋室来转转，很少下棋。我不知道赵之华是怎样教学生的，但有一点我知道，谙他不大教学生定式的走法，认为这些到时候自然会懂的。“文革”初，我们这些自学围棋者在与他的女学生朱耶兰、许宛云对弈时，在定式上问题大占便宜。转为我们都认真看过许多定式书，对一些复杂定式都很熟。而朱、许远不及我们。经过一年多交流，她们才能在定式上不再吃亏。
在“文革”初期，我曾听到大赵的一个学生说：“赵之华常常把错的东西教我们。”这使我很感惊奇。根据我的亲身经历，我认为赵之华　很善于教导人的教练。在当时极左思潮影响下，学生污蔑、凌辱教师的事层出不穷，不足为奇。所以学生说自己老师的坏话也算不得什么。
少体校围棋班最初的学员是曹志林、华以刚、邱鑫、宋连富、潘秋荣、邱礼嘉、朱耶兰等。后来又吸收了谢裕、吕国梁、杨以伦、戴庆中、许宛云等。这些少年中的多数人后来都成了上海市围棋队的成员。65年后曹志林、华以刚、邱鑫先后调到国家队去。这里都有赵之华的一份功劳。

少年棋手
当时，我年已30岁，但外表看来象23、24岁。我很喜欢与少年棋手交往。在少年棋手中，谭德明是我认识最早的一个。当时我学棋才一二年，谭亦是初学者，但我可让他三子。但当时他有悔棋的坏习惯，当其对手不允许他悔棋时，他还硬要悔棋。后来他常去顾水如家学棋、借棋书后，棋艺逐渐提高，到后来已能执黑与我对弈，悔棋次数也减少，这时他滋长了骄傲的情绪，常有瞧不起人的表现，到“文革”前夕，他脸色益见苍白，对弈时表现超出正常范围。大家背后都在议论，让为他精神不太正常。“文革”时，他有一天去拜访老师顾水如，提出要弈棋一盘，顾老表示应允，对弈前，他表示要执黑先行，不被让子。顾老过去要让他4、5子，一听他要不让子，简直惊呆了，对弈当然无法实现。第二天顾水如向到他家的青年棋手说：“昨天有个年轻人跑来，要和我下对子棋，你们猜是谁？”“谁敢这么大胆呀！”大家都想不出谁敢提出如此的挑战。顾老用其乡音一字一顿地说道：“谭德明！”这时大家都认为小谭确是精神不正常了。
在训练班学生中，我最早认识的是宋连富和邱礼嘉。初时常与他们下棋，一起看别人下棋。后来宋连富棋艺提高，与我下棋就没什么积极意义，便不再找我下棋。邱礼嘉是邱百瑞的姪儿，那时他也是少年棋手中的佼佼者，在62年的一次全国少年儿童比赛中，他曾获少年第四名。64年本市比赛，许多少年都参加了比赛，而邱礼嘉却没有轮上，因此很大刺激。一天晚上，他到静安区体育俱乐部去，想进赛场，被门卫阻止，他站在大门口破口大骂一通。从此便呈现出精神疾患，弈棋前程由此中断。
63年以前，另一个与我下棋较多的孩子是范全林，当时他8、9岁，棋艺比我略低。他与哥哥九林到北京参加全国少年儿童邀请赛，哥哥九林夺得儿童组冠军，他却未能进入前六名。但赛后陈老总找他下了一盘棋。陈老总热爱围棋、提倡围棋，尽人皆知。报刊上关于陈老总弈棋的文章和报道，发表过千百篇。但没有一个人提到过陈老总的棋力有多少强？多数任教对此根本不清楚。少数了解襟怀的人，也还原提起。我当时曾听老棋手杨寿生说，陈老总多次找他下棋，他是让其4个子，我有点不信，但范全林执黑与陈老总下了盘棋，结果全林获胜。这样就清楚了，全林当时约8、9级水平，估计陈老总是6、7级水平，约相当于今天的3、4级。
在邱百瑞训练班里，我最看重的两个小棋手是杨文龙和谢裕国。杨文龙是个极有围棋秉赋的孩子。尽管教练不希望孩子到棋室来和成年棋手交往（以免沾染上坏习气）。但那些偷偷到棋室来看棋、弈棋的孩子，问题进步较快，杨　文龙便是其中之一。照我看来，孩子与成年棋手下棋，得大于弊。杨文龙尝到棋室来和我弈棋，有不懂的东西，也会来向我们读者。有一次他生了病，有一个多星期未来训练，等恢复训练后，弈棋成绩却更好了。我认定杨文龙是个极有前途的围棋新苗。他学棋不满一年棋艺远远胜过了同班同学。在外面也有点小名声。静安区有位教练特地来与他对弈一局，要让他6个子。我当时正在旁边我对那位教练说，赵之华让他6个子，你也要让6个子。只怕不容易。那教练不听，硬要让6子，棋下了半盘，没有一块是活棋，等到棋下完时，盘上死累累，输了一百多目，这位教练还自我解嘲地说：“我是试试他会不会吃棋，他吃得越多，我越高兴”我想他主要是不了解杨文龙，看不起孩子，使用过多的欺着，但自己棋力又不够，还想借乱杀来压垮孩子，反而被孩子压垮了。但杨文龙因祖母等家人的反对，后来没有再继续学棋，一个天才就这样夭折了。
谢裕国是另一个天才。他学棋在杨文龙之后，我与他接触不多。谢裕国学棋半年多，与他同时学棋的多数孩子已被他让9子。他进步，邱指导还经常借围棋书刊给他看。63年中，谢裕国6级时，我当时也是级。邱百瑞叫我与谢裕国下一盘棋，这签署棋我执白中盘败。这也是30年来我与谢裕国下的唯一一盘“棋”。
1965年在成都举行的少年儿童围棋赛中，谢裕国获少年组冠军。如不是因“文革”时一次车祸（作者在《文革时期围棋轶事》一文中叙及）。使谢受到很重伤害，他必是我国的一代围棋风云人物。
女棋手
在304棋室，我道德认识的女棋手是叶菁。她是虹口区教练叶金龙的妹妹。他们兄妹可能是老棋手慎斐文的学生。叶菁当时14、15岁非常秀丽。每逢寒、暑假天天来棋室。后来初中毕业后未考入高中，便常来棋室。当时我和她下过不少棋。虽然她为人文雅娴静，但棋风却是力战型的，杀起来非常凶狠。当时一些有实力的女棋手都是这样。棋如其人这句话就根本用不上。
在围棋训练班里，我最先认识的是金小雨。她来自闸北，在学棋时常偷偷出来找我们下棋。有年秋天，金小雨带一个矮小的女孩子来找我下棋，介绍说也叫朱耶兰。刚获得上海市女子冠军。那时女棋手水平较低，我让朱耶兰3个子下了一盘棋，结果是我赢的。朱耶兰获冠军后，先到304棋校训练班，不久便被吸收进市少体校围棋班。到“文革”时期，我与死气沉沉耶兰才相熟。因为大家每天去襄阳公园下棋。朱又跟我学太极拳，在“文革”中，大家又常去金小雨、金蕴中家弈棋。我与朱耶兰先后下过1、2千盘棋。当时与朱耶兰齐名的还有许宛云。许与朱是邻居，又是同学，两人都在静安区训练班学棋。两人老师力战型棋风，水平也不相上下。但在比赛中，运气问题朱耶兰最好。当时，朱耶兰、许宛云、叶菁3人呈“三国争霸”之势。但每年问题朱耶兰得冠军。许宛云、叶菁获第二、三名。许宛云常常是大优之局，在结束阶段出了破绽，名次由冠军跌到第三。朱耶兰进少体校时，论资格、棋力，许宛云也应能赶往。但由于当时她父亲被　人诬陷，戴了一个“坏分子”的帽子，所以不被接受，只能在304棋校训练班受训。直到1965年，在成都举行的全国少年儿童比赛中，许宛云获得少年冠军（朱耶兰获亚军）后，才被吸收进市少体校。但“文革”又使她们的围棋生涯中止。如没有“文革”，她们便有可能进入上海市围棋队，成为专业棋手。
放弃一次当教练的机会
我虽曾在永嘉少年之家教过孩子下棋，但那还我是正式当围棋教练。后来我有过一次机会。一天在304棋室，一个陌生人找我谈话。他是普陀区体委的人，他本人是个蓝球他的教练，但还分管棋类项目。他对我说，目前普陀区需要一位围棋教练。郑少峰老先生向普陀区体委介绍了我。他问我对此是否有举？那时，我知道棋友陈华钦在普陀区当教练。怎么普陀区不要他当教练了？我不知那时发生了什么事？担心自己卷入或许会作出对不起朋友的事。因此我告诉这位普陀区体委的同志，请给我几天时间考虑一下。然后我云找陈华钦问问情况。陈华钦说他出于个人原因，决定不再在普陀区当业余教练。但他打算推荐章照原去接替他当教练。因为章公最近病情稳定，身体正在恢复之中。当时我因病休养，别无收，如能当教练，经济将有所改善。但我想到章公，一个视力极差的人，也没有工作，似乎更需要这个工作。我觉得不该跟　他竞争。因此我就请陈华钦推荐章公去普陀区当教练。自己也婉言谢绝了这个邀请。因此在“文革”前，我放弃了一次当教练的机会。

304棋室围棋升级赛
看了少年儿童的围棋训练班，我产生了强烈的渴望，希望成年爱好者也举办升级比赛，大家都定个级位。这样既可增加弈棋的兴趣，又可促使棋友在棋艺上有上进心。1962年春我把自己的想法讲给一些棋友听，得到了一致的赞同。我就设想了级位赛的一些规定，用4开大的书皮纸画了一个大表格，请大家来参加级位比赛，一开始，就有20多为报名参加。一开始大家没有级位，怎样定级位呢？我就根据自己的了解，给一些熟识的棋友定了个暂定的级位，这个暂定级位定得比较偏低。留有一个晋升的余地。我自己定了个8级，一些　比我稍差的棋友定为9级。棋艺强于我的，根据襟怀高1至3级，当时郑少峰老先生定了5级，算是最高的。当时大家对这样定级均无异议。另外我还定了一个暂定级位转正标准、升级标准。大家心里虽觉得所定级位比自己水平要仰卧新方法，但都对升级抱着强烈的信心。1962年夏初，304棋室的围棋升级赛便开始了，直至304棋室关闭为止，这一赛事一起持续不断。
围棋比赛的规则都由我一为拟定。每人与其对手弈两局，同级分先，差一级让先，差二级让先2，规定升级的责任局数，大致是弈20局，胜14局便可长1级，胜不足5局降1级。赛程最初规定为1个半月，但由于多数参加者都能提前完成责任局数，后来比赛便改为1个月.到63年夏天，我又举行了一次级位测定赛，定了个比较苛刻的标准，规定达到此标准，才可维持现有级位，超过标准的，可升级。不能达到标准的（根据胜率）则降1至2级。同时请棋艺较强的诸鸿恩参加比赛，定他为初段，规定每一个成绩达到升级标准者都必须与诸鸿恩下2局棋，2局中胜1局便可“过关”。2局都输，便不能升级。诸鸿恩便被大家称为“考官”，他专门负责把关。诸鸿恩当时曾多次进入市比赛前六名。但他平时下棋也太不正规。在棋势大优时，绝不肯见好收兵，还要乱搞，或硬逃孤棋，或在对方空内寻隙生事，有时他能因此而大赢，有时则会把优势的棋搞得一败涂地。所以每次有人要找他进行升级“考试”时，我就要叮嘱诸鸿恩：“诸先生，这是比赛棋，请你认真下，好好把关，不可乱来。”
到63年以后，报名参加者越来越多，一次比赛的参加者60人，而且我长期观察发现，升级赛中5级以上者棋艺水平稳定，符合本人的水平，而5级以下者中不乏滥竽充数者，而且一般级位与本人水平相比，略为偏高。，高级位者想要升级，便急于去找那些7、8级者，从这些“弱者”头上“捞两盘棋”。所以64年后我就决定把升级赛分为两个大组，6--9级为一组，5级以上为一组，分别进行升级。
四年多时间里，我组织了30多次升级赛。同时，我在邱百瑞教练支持下，组织了一次由成年与少年儿童同级位的对抗赛，每人与其对手弈2局，结果不分胜负，但5级以上的成人胜者为多，而6--9级中成人者为多。从总体上看，成人的级位与少年儿童的级位处于同等水平上。
我还与襄阳公园的棋友“孟夫子”孟光祖合作，搞过两次304棋室与襄阳公园围棋对抗赛，双方各出10余名棋手，比赛结果胜负相当。当然，按整体水平来讲，304棋室棋友的水平要比襄阳公园棋友高，但这个比赛规定要在星期日对弈（有些棋友平时经常来棋室，而星期日不来），而且彼此出人要级位相当。还是每方都以最强阵容相抗衡。
在304棋室参加比赛，大家不花一文钱，能认识不少棋友，增加交流机会。所以很受大家欢迎。但当时也有几种人不参加，一种人自视棋高，他们觉得输了棋，面子上过不去，所以一直不参加，另有一种是赌彩的棋友，他们内心是很反对这些比赛的，自从有了升级赛，使他们的赌彩对象减少了。

参加围棋升级赛的棋友
由于身体不好，记忆力急剧减退，许多往事难以想起，幸好我保存了一份名单，其中记录了1965--66年间参加升级赛的棋友状况，这使的稍能记起当时的一些棋友。
9级，这参加升级赛最低的一个档次（约相当于今天的7级水平）。这一级别参加的棋友不多，其中较有印象的是一个叫连民邦的棋友，他是体育宫举重队的队员，虽是一个力量型的运动员，却喜欢围棋，多年来一直参加比赛，但我从未与他下过棋。万叶菱，当时很年轻，棋艺还是初学阶段。他“文革”期间日夜弈棋，凭着他的天份，棋力大进。到1972年已不在我之下。有一时期，他弈棋过多，以致晚上合眼后，也只见黑白子，无法入睡。他曾因此进了市精神病院，并结识了在那里工作的钱得胜医生（钱宇平之父），两人在医院中弈起棋来，这成了当时一些棋友的话题。
8级，这是当时参加者不少的级位，这个档次的许多棋友都是棋瘾特别大，而且参加三、四年之久仍无法升级的。如“张家枪”、瞎劫王铭“、小臭臭”、过觉生等。这些棋友每年弈棋2、3千局，五六年间弈棋上万局，但只喜弈棋，不喜看棋书，限于天份，所以棋艺长进不大，一直无法升级。当时一些5级以上的棋友每次要升级便去找这些“老8级”，让2、3子，可以一下午很轻松地赢上四盘棋。后来我把比赛分成两个大组别，5级以上的棋友不能再与8级者弈棋，即使这样，这些“老8级”仍无法翻身　。
7级，这个级别有顾褒登（工人)、姚天行（医生）、肖恂（医生）、张朝晕等一批棋友，其中有些今天已有1段以上水平，当时顾褒登是很认真学棋的一个，他常常手持围棋，看到高手或高级位棋手对弈，便会在傍观看并作记录，或者把我们的记录本借去抄录，我“文革”初与吴淞笙（让3子）、朱福源（让2　子）的棋局，他都有棋谱保存下而我自己却早已无存。当时与顾同样认真学棋的还有缪永霖（中学教员，缪中子之父），他在棋室对弈时，正襟危坐，手边带着围棋记录本，边弈边记。有一个时期，我与张朝晕往来较多，曾数次到他家去弈棋，他家里有一个上代传下的大围棋盘，用红木制成，棋盘比一般方桌要大，第一个格有二寸见方特大号云子放上去都嫌太小。这么大的棋盘，是我从未见过的，按道理讲，它的棋子也应是特大号的，但张家并没有这样的棋子留存。
6级，有胖老戴、华光熊、张景辉、谢鸿生、徐瑞林、赵材卿、杨小舫、郑廷沂等一批棋友。他们起初是7、8级棋友，后来升在6级这一档次。谢鸿生，人称谢胖，其实他并不胖，只是人较魁梧结实。谢为人爽直，喜欢弈棋，也喜欢看书。所以和善谈的徐秉贤很谈得投机。但他与徐一样患有高血压，在“文革”后期便去世了。赵材卿是一个工厂（或机关）搞财会工作的，他弈棋认真，但比较胆小谨慎，难以有较大突破。“小福建”郑廷沂，后来棋力有较大长进，“文革”后期已有2、3段水平。在80年代，他是我在静安区体育俱乐部棋室的老搭档。每逢星期日，我必去棋室弈棋，与郑弈过几百局棋，5年我第一次脑溢血时止。
5级，304棋室及襄阳公园的棋友中，处于这档次的约有近50人。但304棋室升级赛的不过20多人。最早的5级是郑少峰先生。少老70多岁了，棋艺逐年有些减退。到后来，我作了一项不公开的决定，就是少老在5级这一档次，不论成绩如何，不再降级。这是出于我们敬老心情。当我们初学时，许多人都与少老弈棋，从他那儿学棋，得了益，为了保护这样一位不计级位、成绩，弈棋不辍的老前辈，我就来个例外，李振家是62年青年宫围棋赛的冠军，他很早就由徐惟鼐介绍来参加升级赛，但他后来棋艺上进步不大，一直停留在5级的水平上。徐文正　外语学院教师，当时住在襄阳公园旁边，故是襄阳公园的弈棋常客，亦来304棋室。老徐棋艺当时为5级水平。他弈棋时有一特点，每当棋局进入对杀的生死关头，他便会不自学地站起来，把一脚踩在椅子上，双手撑着棋桌，身子前倾两眼圆睁，一付拼命的架势，跃然而出。这时大家便会说：“徐老摆出“武松打虎”的架式，棋局一定是要拼命一搏了。
卜浚明63年参加升级赛前，自以为还不到8级，他来棋室要求参加比赛时，我曾与他下过一盘让2子的试验棋，这盘棋小卜取胜，因此我定他为8级。1966年初，他是5级到73年他担任虹口第一中心小学围棋教练时，棋艺已大有长进，但在金蕴中和我眼里，他还比我俩差一点。小卜为人极为谦逊，但他本性是很自负的，自尊性也很强，他心里觉得已不比我们差，因为他常能赢我们。但那时他喜欢缠战、乱战。指导孩子时，也着重于贴身近战。而我与金蕴中则认为教孩子应先让他们懂得简明而有得的着法，因为缠战、乱战的前途不易看清，也不易掌握。有一次金蕴中在家中摆出他与卜浚明的一盘比赛棋。这盘棋小卜已被杀四、五块棋，盘面要输150目，但他还不肯认输，继续不断寻隙生事，施展“掏茅坑”战术。金蕴中不断走单官补断点，小卜还是不肯认输，后来金蕴中自动送他吃一大块棋，约有70目棋，这时盘上已无“坑”可掏，他才认输。金蕴中叹道：卜老兄的拼劲，真没得说了。卜浚明后来钻研棋艺，并常向赵之华讨教，棋艺又有进步。他先后担任过虹口、吴淞区围棋教练。他也是最早尝试教学儿童下围棋的教练之一，在培育上海围棋人才方面作出了贡献。
4级，在304棋室中，这档次的棋友最少，王冰才是长宁区的棋友。66年初他才4级，后来不断进步。’文革"中他去了无锡，后又去了江阴，成为当地的围棋好手。王冰才相当有才能。思路敏捷，善于下快棋，又很有力量。我和他在襄阳公园、304棋室下过很多棋，在66年后，我已觉得很难胜他。
3级，级棋手是304升级赛中的一支中坚力量，当时的3级，绝不低于现今业余1段。63年初有严永采、张子英两棋友，他们当时的棋艺已相当可观，刚参加便定为5级。后来升到3级。老严在工厂工作，业余时间全扑在围棋上。他的棋绵密细腻，不大肯下随手而应的快棋。“文革”时，他和绰号“孟获”的戴显增下过很多棋，俩人有时带了面包在襄阳公园下天棋，有一个冬天的上午，气温在摄氏二度，寒冷已极，他俩冒着小雪在公园的围棋廊里大战。那时他们热衷盱走复杂的大斜定式。有时一盘棋出现三个大斜定式。我当时发现他们至少走出十几种日本围棋大辞典上也未列入的变化。当然，这些变化未必都能成立，但能够在实战中走出这么多围棋大辞典上也未列入的变化，不能不说他们对“大斜定式”确有所创造，可惜当时没有记录下来。
张子英在63年夏天在304棋室下过一盘非常精彩的比赛棋。这局棋蹭曾“打挂”（封局）。次日续弈，下6、7个小时才结束。许多棋友饶有兴趣地围观对局。这盘棋真可谓呕心沥血、用尽心机，最后老张因官子次序有误而小败。这盘棋好似耗尽了他的才智、心力，有很长一段日子，他都没能恢复其竞技状态。丁兆荣，人称老丁，当时在工大教书。丁兆荣的棋不错，为人也很直率，说话也很厉害，开起玩笑也不管别人是否受得了，有一次我与罗吉声棋友下棋，他走来一看便大声嚷道：“今天真不容易，304演出朱罗（谐单猪猡）大战！”我听了只得苦笑，罗吉声是个不肯吃亏的人，马上反击道“我们是猪，想必你也不是人了！”老丁曾赠送我一部日本棋书《本因坊秀荣全集》。66年“文革”前夕，我借给一姓周棋友。“文革”初抄家浪潮后，周姓棋友告诉我：《秀荣全集》一书也被红卫兵抄走了。恰巧那时我在襄阳公园遇到老丁，我把这事告诉了他。老丁想了一会对我说：小朱，你不要太老实，我看抄家把棋谱抄走，可能　性不大，你要告诉小周，棋谱是老丁的，老丁一定要讨还。你要口气强硬些，硬要讨还，也许棋书便回来了。”我按照他所说做了，果然把棋书追了回来。
陈伯琴是曹家渡附近国棉某厂的车间主任，他参加比赛，时定5级，65年长为3级，老陈的业余时间也全扑在围棋上，他似有气管炎，不时轻轻咳嗽。他棋龄较长，下过许多赌彩棋，华过不少钱，他下棋时相当稳健，你很难吃到他大龙。当他吃　别人大龙时，就会非常小心谨慎，绝不再贪吃冒进，宁可吃些小亏，总能把胜势保持到底，不让对手有翻盘机会。他的棋风一看便知是惯于下赌彩棋的人，他死于“文革”后期。
徐友于是个退伍军人，他胖胖的，棋也相当不错，他和李万芳（即张金日）都是靠实战长棋，很少研究棋谱。这时多少有点天份，因为天天下棋的人很多，能达到3级这一档次却不多。
金蕴中，在63年由他妹妹金小雨带到304棋室，要求参加升级赛。当时他20岁比我小10岁。金蕴中一家父亲、哥哥、弟妹都会下棋，是个围棋之家。金蕴中因严重气喘而辍学，他有天份，也用心钻研棋艺，63年7级，65年已升至3级。“文革”时期，各弈棋场所均关闭，他的家成了棋友聚会的重要场所，我有多年是他家的常客，有时一星期去四、五次。金蕴中当了闸北区围棋教练，训练据点放在七浦路小学（分部），这个小学的棋室便成了棋友们常去的场所。金蕴中是一名优秀教练，他为围棋耗尽自己的心血，他的教学才能和对围棋事业所作的贡献，绝不低于那些名教练。但直到他晚年，他才获得上海市优秀基层教练的称号。那时他的气喘病已非常严重，一发病便要送医院.疾病使他痛苦不堪。本来一直开朗活泼的人，变得情绪低沉，这一切我至今记忆犹新。
<余元通，他有瘸腿残疾，但大家无论当面或背后都不提到这一点。只有老丁一人有时会脱口说：“跷脚小余”（上海俗语，瘸腿叫“跷脚）。小余的棋比较野，“鬼头刀挺多，能吃多少便吃多少，绝不心慈手软。80年代在一次上海市残疾人围棋比赛中，他获得冠军。但20年后，他的棋艺退步了，破绽很多。章文耀当时是南市区的一中学生，他下棋非常认真努力，常看棋收，由7级升至3级。63年金蕴中介绍黎伟伟与王崇立来参加升级赛，黎、王同郊区一技校读书（寄宿在学校）。所以下棋条件较差，但他们保证能下完自己的比赛棋。黎伟伟是吴清源九段的外甥，《吴清源全集》即由他母亲所译。小黎的棋比较软，看书不少而实战不多，有点书房棋的味道，怕对方乱杀乱搞。他俩在65年底升为3级，我觉得不是王崇立的棋难对付。在3级这一档次的还有周大椿、徐通增、李兰星、姚敏得等。这一档次的棋友绝不低于围棋训练班的3级棋手。
我当时也是3级棋手。64年底升到3级，以后虽很努力但一直未能再进一步，有时成绩已接近升级标准，最后终功亏一篑，直到69年时才再有一个小跃进。
2级及以上，当时棋力达到2级或2级以上的人只有两人，就是陆勇和和徐福樟。这两位棋友都有一定天份，而且下棋认真，很少下那种不思而应的快棋。除了对棋的酷爱和天赋。还要有记忆力，好的东西能记住，吃了亏、上了当能记住，有改进。另外还得有悟性，看的棋书上的技巧能吸收为已用。要做到这点不简单。有些人书看不少，但棋还示有较大长进，毛病就在这里。陆勇和后来当了少年宫和普陀区教练，徐福樟去安徽后，当了地区教练。陆勇和与徐福樟可说在304棋室与襄阳公园弈棋自学成才的代表。
本文在“女棋手”一节（刊于7月份）中曾提及许宛云棋友的父亲被冤枉戴上“坏分子”帽子一事。许宛云父亲确是被冤枉受了重罚，但并未戴“坏分子”帽子，这一点我记错了。特此更正，并致由衷的歉意。

三金”素描
304棋室里有三位姓金的棋友。后来他们都与我很熟。第一位是金疆。62年前我便知其名，因为他每年都 代表银行系统参加市比赛。在我们这些初学者的眼里能参加市比赛，就表明他具有一定的实力，是十分令人崇敬和羡慕的。但金疆本身棋力不是太强，一起未能由初赛打进复赛。有一次机会来了，他同组有一杨浦区徐姓棋友，初赛最后一轮，徐将遇到一个很弱的对手，他有把握取胜，但由于他已输了二盘关键的棋，所以他即使赢了也并不能晋级，而却能帮助金疆晋入复赛。因此在赛前的一天，金疆在棋室里大声嚷嚷，把这一情况分析给别人听，说自己将坐收渔人之利，稳进入复赛。当金疆大声说话时，不料那徐姓棋友正坐在他背后两排的地方，听了个明白，那老徐听后一点表情也没有。第二天比赛时，老徐当着金疆的面，很轻松地输掉了那盘棋，金疆的晋级美梦就此粉碎。棋友们后来议论此事，认为金疆那天如不大声嚷嚷，得罪了老徐，晋入复赛是大有希望的。可见人生往往会有机遇出现，但你必须好好把握住 它。当时给我印象很深的是，有一个星期天，金疆在棋室弈棋，棋友陆勇和在旁观看棋局，对金疆大加赞扬，钦佩得不得了。而金疆也以长者自居，夸夸其谈，授他一些弈棋的技巧。但过了不到半年，陆勇和已能轻松地战胜金疆了。
金疆下棋非常敏捷，从不长考，久而久之，从不肯深算到不能深算，成了他的一个致使弱点。每当棋局到了关键时刻，比如好几块棋纠缠在一起，对手决心破釜沉舟。与他决战时，这时正需要仔细深算，一决雌雄。而金疆却总是采取妥协路线，马上找一个转换的办法，宁可吃一点亏，避免决战。一局棋有这么两次退让，也就葬送掉了，还有就是官子阶段，往往需要细算大小、先后次序，而金疆则习惯于在中盘决胜，官子弈得很粗，遇到细棋局面，小优之局常常丢失。因此他的棋艺一直没有什么长进，让我们这些后生小辈赶了上来。
金疆为人爽直，弈棋也很干脆，劣势的棋，他就认输，重新再来，不象有些棋手，硬不肯认输，拚命“掏茅坑”，希望对手不应或应错，借以死里逃生、反败为胜。金疆平时最看不起这样的人。他自己从不“掏茅坑”也不喜欢对手在必输的情况时还纠缠不休。
六十年代后期，金疆开始收集日本围棋资料，有高手对局、中盘战术、手筋与妙着等。在这方面他花了不少功夫。他懂一点日文。抄录对局时，附有简单解说，他的书橱里这些围棋资料占了一半位置。“文革”时期，徐福樟、陆勇和、王培华、土伟祺等棋友都经常去向他借阅。
79年后，上海棋社把金疆介绍给高校围棋队，当一名业余教练，这个差使可说不容易当，又很容易当。这些高校棋队的队员是科班出身，在区里和市少休围棋班里受过长期训练，水平很高，几位尖子队员如沈光基、谢裕龙、芮乃健、沈兴等，都有全国业余十杰的水平，比他们差半先、一先的队员水平也比金疆略高，教练水平比学生低，是很不容易当的。上海高校棋手的水平比其他省市要高出一筹，在全国高校围棋大赛中，上海男女棋手，在夺取团体冠军和个人前六名时，往往得心应手，不管教练如何，每年的成绩总是喜人的，这又是容易当的一面。
金疆喜欢喝白酒，一天喝两次白酒，往往他家有棋友来了，便一边弈棋，一边喝酒，常常就不再吃晚饭了。这无疑有碍健康，后来他不幸得了食道癌，可能与长期饮酒有关。
另两位是金艾和金子沛。他们是两兄弟，浙江嵊县人。我在62年认识金艾，不久又结识了子沛。金艾曾在讪比赛中进入决赛，虽未获得前六名，但在我们这些初学者的眼里，他也算是高手了。金艾在杨浦区法院工作，在未认识他之前，就有个人介绍说他是“左派分子”。金艾为人坦荡随和，虽已过不惑之年，但时时流露出孩子般的天真、任性和喜谑的心情，与他认识没几天便熟极了，好象已快交往了十几年了。他常有点游戏人间的味道，什么事 都正经不起来，喜欢随意开玩笑，喜谑不断，说话过于随便，往往不顾场合、性质，一看便明白像他这样随便乱说话、乱开玩笑的人，在当时被定为“左派”是毫不奇怪的。说实在的，金艾当时虽比我们强，但绝没有达到高手的档次。但他一直以高手自居，记得初结识时，他的棋力可让我四子，但让我六子。我坚持不肯，棋盘上摆四个子，他就朝天抛子，棋子落在棋盘上那儿就算那儿。但有时棋子抛在棋盘的一路上不起作用。他就把子向二、三路上移，我就坚持不让他移动。这件事成了他的话柄。过了许多年。他还常对人说：“从前我和朱伟下棋，先要朝天抛六个子，抛在一路上，他就按住棋子，不许移动，真赖皮啊！┅┅”
金艾的棋，就象他的人一样，是不正规的。老是想玩开花七，总是想装“鬼关刀”，希望对手上当受骗，以此来取得优势，逢到他处于劣势的，便拼命“掏茅坑”，想方设法要以“鬼头刀”来反败为胜。总之弈棋不想以真功夫与人拼斗，只想靠圈套和陷阱使人受骗，当我们棋力在6级以下时，与金艾对弈，的确经常受骗，被搞得非常狼狈。金艾则高兴地嚷道：“怎么样，我的刀法厉害吧！吃不消了吧？”我至今清晰地记得金艾与黎伟伟在一起弈棋。那时小黎的棋还不成熟，很怕对手乱搞，金艾正是这种棋路，小黎常常超出缓着、败着、为其所乘。当小黎走了错着，金艾便会笑嚷道：“你这棋决不是舅舅（吴清源）教的，我看是舅妈教 的，所以不对！”
金艾的棋下得快，错的也多，但他一看有错，迅速便把棋子取起。我们知道他的这一悔棋习惯，便硬是不让他悔棋，把他的手抓住，把棋子按在交叉点上，双方不仅“动手”，还嘴里嚷着。从棋室远处望来，又象打架的样子。金艾知道我们不允许他悔棋，有时装了“鬼头刀”后，故意将棋取起，装着要悔棋的样子，有时为了制止他悔棋，硬把棋子按在他原来的位置，而忘了那是陷阱，使他的诡计得以实现。当我们的棋力到了4级以上时，便很容易识破他的诡计。他的那些“鬼头刀”，无非是“倒扑子”、“接不归”、“双打”、“征子”，比较浅薄，一眼能看破。这时我们便会回敬说：“金艾，你的刀实在太浅了，不是真刀，是塑料刀，没用处！”、
金艾从不肯承认自己的棋不行，他不断为自己“涂脂抹粉”。日本有本因坊秀甫、秀和、秀荣、秀哉等围棋名人。他便自称为本因坊秀艾。他给我的信上也署名秀艾。每当赢了棋，他就会吹嘘为秀艾的杰作。金蕴中在七浦路小学棋室训练学员时，金艾是那里的常客，和许多孩子下棋，并参加他们的教学比赛，金艾一直希望孩子们叫他老伯伯，但孩子们与他混得很熟，对他毫无尊敬的表示，他们有时宁愿叫“秀艾”，也不肯叫老伯伯，。
金子沛比金艾小7岁。金子沛在南市区一肉类加工厂工作。而兄弟的形貌很不同，金艾瘦瘦的，而子沛则是一个胖子，这犹如《水浒传》里的”鼓上蚤时迁和“花和尚”鲁智深，这是何等的不同啊。两兄弟的性格也不一样。子沛不象金艾有股孩子气和乱说话、乱开玩笑，他说话较有分寸，做事也很在渡船。就围棋水平说，金子沛也比金艾高得多。他曾在62年初获得第五名，63年获得第三名，他对获第五名的一次比赛比较满意，因为参加这次比赛的高手甚多，王幼宸获冠军。陈祖德第二，魏海鸿第三，赵之云第四，棋力比金子沛强的赵之华第六。金子沛的棋力决不在孙步田、殷鑫培之下，故他确是六、七十年代上海业余高手。
金子沛的棋比较灵活，也喜欢装“鬼头刀”，但他装的“刀”与金艾完全不是同一等级，他的刀比较高级、隐蔽，有时连赵之华这样的高手也会上当。金子沛比金艾聪明，他在装“刀”之前常认真，捞到对方破绽后并不马上动手，因为马上发动，对手有可能悔棋，所以一待装“鬼头刀”电动机成熟、机会来临时，他就会在对手的要害处“打将”，或欲冲断对方大龙，或“眼里”扑一子，要破眼杀棋，嘴里则连呼：“叫快！快呼！“意思是催促对方快走子。大家都 熟知他的这套手法，因此每当他开始“打将”时，便立刻去仔细审视局面，看哪儿出了破绽，有中“中刀”的危险。不过，这时总是没法解救了，因为你不能不应付“打将”的棋，这样就难以避免中“鬼头刀”两者必一失，这时，想悔棋也办不到了。当金子沛弈棋时，围观的棋友总是很多，因为局中总会出现多次喜剧性场面。由于金子沛脾气随和，旁观者往往要插嘴评说对局，还不时提醒其对手，不中了“鬼头刀”。这时金子沛急得大声嚷嚷：“旁边人，勿要吵！”勿要吵!！“他嚷得不管怎么凶，旁观者只会评得更欢，说的话也更多。
“文革”时期，金子沛在北海路的家，常有不少棋友去玩，常去的有朱福源，孙步田、章照原、赵之华等高手。我有一时期也常去。进门只要听到金子沛的笑声，便知他的对手又中“刀”了。
金艾很瘦，金子沛很胖，后来心脏病使子沛减少对局。八十年代，他常去七浦路小学金蕴中的围棋训练班弈棋。金子沛棋艺较高，又不肯轻易输棋，孩子们与他下棋，得益不少，每逢夏日的夜晚，他会在工人文化宫前绿化地带，引吭高唱京剧，用以自娱。近时，金子沛健康不佳，金艾则因足疾，无法行走而不再出门，他们都被迫离开心爱的围棋。

老搭档
在棋室里，有些棋友总有固定的老对手，经常相约一起在棋室弈棋，这就大家所说的“老搭档”。这儿介绍.曾钦琛（人称曾公）与一位姓米（人称米公）的棋手，一直在一起下棋，我早就听说“曾公”，但并不相识，有一次我到棋友小周家去，他告诉我：“曾公就住在我楼下，他是铁道研究所的所长。”后来我结识了曾公，那时我5经、6级水平，曾公可让我二子。曾公与米公老搭档，米是位邮局投递员，他一般只能在晚上下班后和星期天来棋室弈棋。曾公可让米公一先，而且许多年，俩人一直就差这么眯。初时我总以为一先之差很微，有这么一年必可赶上，后来才发觉，人到中年，棋艺到一定水平，再要增长一先便非常困难。这也就是曾米之战，十年之久，始终差一先的缘故。
李莲宝教师有约十年时间与一绰号“大腿”的棋友一起对弈。这位棋友也是位中学教师，患有一种难治的血液病，人外表与常人无异，但常年有病假。“大腿 ”这绰号是“大摊”之谐音。原来这位棋友要给李莲宝让3子以上，他虽“下手”但“吃性”很重，有时他可攻击围歼对手几个子，别人也向他指出了，但他摇摇头说，吃少没意思，要吃大摊（即一大块的意思）。后来人们误为“大腿”。绰号传开后，他的本名便很少有人知道了。由于要“养大吃肥”，要吃“大的”、多的，所以“大腿”才会从被让三子，升到被 让五、六子，“上手”和”下手“的区别从他与李莲宝的对弈中充分显露出来。李莲宝有一个习惯，一边弈棋，一边“数落”对手，对手下的越糟糕，被“数落”得也越凶，半点情面也不留。“大腿”作为下手，闷声不响。所以看他们对局，一面令人感到有趣，一面也对“大腿”产生怜悯之心。感到作为一个下手，要维持起码的价格和自尊也很难。他们的弈棋史继续到“文革”时期，直至“大腿”病故为止。
另有对老搭档，棋艺较逊，304棋室也没有什么声望。一位是姓程的医生，一位是姓张的教师，两人总是在晚上和星期日对弈。他们都是我的棋友，也常和他们对弈。棋艺是医生较强，可让老张一先至二子，两人也显出上手与下手之区别。但医生虽有调侃之言，但比之李莲宝与“大腿”，可要“文明”得多了。
严永采棋友在304棋室后期和“文革”时期与戴显增棋友对弈甚多，可称搭档。小戴的绰号“孟获”。看过《三国演义》的人都知道，孟获的性格是不服输的，诸葛亮“七擒”之后，才使他心悦诚服。我与老严、“孟获”也很熟，对弈不下数百盘，对俩人的性格也熟悉，严、戴两位的棋艺不错，其最佳水平决不在今日业余3段之下。但”孟获”输了棋从来不服输，不管输多少回，绝不承认技不如人。绝不承认对方比自己强。我常开玩笑地说：“现代”孟获与古代孟获的不服输精神远胜古人。即使你有实力来七十个”七擒”也无法使其臣服。可见现代“孟获”之顽强程度，出乎一般想像。

朱福源

　　朱福源是中学的一位物理教师，身材较矮，温文尔雅。性格却是外柔内刚，遇到有关是非曲直的原则之事，便会力争到底，决不马虎了事。在62年前，朱福源很少有人知，但在61年秋的上海市秋季围棋比赛中，他开始引人注目。这次比赛他虽未打入决赛，但在围棋月刊上赛事报道中已把他列为有实力的新人。62年他在市比赛中进入前三名，奠定了他在上海棋坛的地位。62年全国比赛中，他决赛时进入第二组（共四组），成绩列前，并被定为三段棋手（最高五段），在上海的四位三段棋手中，以他声望最高。

　　到62年后，老一辈国手均退出争战，在上海棋界大家公认赵之华、之云兄弟最强，接下来人们便会想到戴文龙和朱福源。

　　据朱福源说，他在学校读书时，喜欢踢足球。一名驰骋球场的运动员转变为手谈高手，这是多大的变化啊！他学棋时，下棋较少，主要是看高手对局。在公园棋室，捧着一杯茶，几个小时专心致志地看人弈棋。在看棋时，自己也在动脑筋：这着棋什么意思，若是我下，下一步该走在哪里。他的长棋和成名，和一般棋手颇为不同。

　　我与朱福源相识是在63年夏，在暑假里，他借了一本日本《围棋年鉴》，下午便到棋室来摆棋。我就坐在一旁观看，他边摆边分析每步棋的意思，提出自己的想法，指明胜负的关键。我每天在旁倾听，得益不少。但我们真正熟识，则是在“文革”时期，我和他下过一些棋。我与高手下棋很少，而与他下的棋还算是较多的。这里提供一局棋，让读者看，当时自己水平低，却是侥幸获胜。

　　朱福源下棋非常慢。这也许是他对弈少的原因之一，因为一般人都很怕慢棋。一般来说，他很少在3小时内结束一局棋。现在提供的一局棋，也曾“打挂”两次才弈完。初时，我还以为他思路慢，有一次听他分析自己的对局，他仔细讲了每步棋的思考，有时走一步棋，考虑了十几种走法，每种走法（由于对手应法不同）还有很多变化，歧路，要一一算清，做到心中有数，但有时因时间关系，稍为放松一下，没有深算，走错了棋，也是有的。由于这次分析，我才大为敬服，知道一位高手在对局中是怎样思考的。

　　63年时，上海棋社想吸收朱福源，为此朱福源考虑再三，最后还是决定当一名教师，比较自在。到“文革”后期，他便不再在棋坛拼搏，棋也下得很少了。
范春水

　　在围棋升级赛刚举办不久，一天，一位清癯的人直至我面前，很恭敬地行了个礼，他开口道：“我叫范春水，我们一些老年人知道你朱先生举办围棋升级赛，非常赞同，非常敬佩！我们一些老棋手想和参加围棋升级赛的年轻棋手进行一次友谊性质的对抗赛。朱先生，你看如何？”我一看就知道站在我面前的是谁，他是围棋训练班启蒙班的教练范春水先生，虽然那时我们尚未结识。他礼貌周全地提出这个建议，我欣然表示同意。一问之下，原来他们老年棋手中包括两位参加升级赛的前辈，郑少峰和王菊人先生，还有涂卓如、窦国柱、“周文王”、一位绰号叫“阎王”的棋手，加上范春水自己共7人。我找了些棋友商量，定了一份名单。我们年轻的一代全被让先，经抽签排定，我的对手就是范春水。隔了一天比赛就进行了，一切都很干脆迅速。

　　范春水5级水平，而那时我是7级。范春水棋艺不算高，但对局非常认真，每着棋都要想一下，有时想10分钟。我虽然下得比平时认真，但3小时后，仍然败下阵来。对局结束后，一些旁观的老棋手对棋局谈了感想，主要是批语范春水一些不当的着法。其实我的错着更多，但他们与范比较熟，棋艺又在他之上，所以有发言权。范春水认真地听着，不时点头，没有半句反驳的话。我觉得他的修养真好。整个对抗赛的结果是老棋手赢了我们这些年轻人。

　　据老棋手介绍，范春水原在安徽蚌埠邮电局任局长。他精通两国外语，还懂一点日语，他是自动退职回到故乡上海。在棋室里，他文质彬彬而且礼貌周全，每天遇到相识棋友，必一一打招呼，他对我这么一个初识的年轻人，也是那么恭敬，使我常常感到很不自在。

　　当时我很穷，每天来棋室，乘公共汽车花5分钱，乘一半路，还有一半路程就步行。我时常走延安路，穿小巷，经马立斯菜场再转入黄陂北路。在那一带的电线杆上，我看到一些招贴，“周末围棋晚会”这个标题引起我的注意，招贴上注明了地址，门票几毛钱，说参加者不仅可安排下棋，晚会上还有围棋谜语，猜中者可获奖云云。后来我知道这是范春水私人举办的活动。晚会就在他家里举行。不久，范春水手拿两册日本围棋杂志，问我是否想看些日本棋刊。他告诉我，他每月向棋友出借这种棋刊，每月收费壹元，每周可换一本日本棋刊、一本小册子。他说如我有意随时可以找他。壹元钱在当时也不是大数目，但对我来说，仍是一个负担。因那时我因病辍学，父亲每月给我的零花钱只有3元，为此，我把这事跟诸鸿恩棋友讲了，诸鸿恩马上说：小朱，你还要向范春水借，我借给你好了，一文钱也不要。你要知道，他对外出借的日本棋刊，有些是向顾水如借的，也有向我借的呢。

　　有一天，范春水与我闲谈，他谈起自己的一个设想，上海棋界有不少人有收藏棋具的癖好，他有意请这些棋友把自己的模具拿出来，放在人民公园公开展出。我说在人民公园展出，安全是否有保障。范春水也觉得要说服收藏者拿出自己珍贵的模具供展出，不是一件容易办到的事。这以后，我陆续从一些老棋手那儿听到一些关于范春水的轶事。

　　范春水曾在暑假期间组织过赴青岛、杭州的围棋旅游，参加旅游的棋友可以借此既旅游又能下棋，这两次避暑旅游都办成了。一切有关车票、住宿、旅游均由范春水一手包办，他从中收取一定的费用。他的做法相当于今天的旅行社，不过当时他是个“单干户”。

　　还有一桩事，每年申新九厂要举行春节联欢，郑少峰是申新九厂的高级职员（已退休），通过他的关系，在春节联欢有一项围棋表演赛的节目，由范春水主持其事，范春水邀请棋友与郑少峰当众表演。王菊人便是被邀请者之一。有趣的是，被邀请来表演者必须交一笔钱给范春水。当时我听了觉得不理解。因为按当时的惯例，你即使不发给表演者一点车马费或午餐费，总得送点礼物给他，哪有花力气弈了棋，再自掏腰包的道理。后来那位讲给我听的棋友说，这是给你一个当众亮相扬名的机会，所以你总得付点“扬名费”吧。

　　范春水五个子女都会下棋，其中他重点培养范九林和范全林。九林围棋天赋颇高，懂得自觉努力，进步也快。他不仅在市内少年比赛屡次进入前六名，而且在全国性的少年儿童围棋比赛中冒尖，他曾在60年少年围棋表演赛中获儿童组冠军。那次陈老总亲自给他发奖的照片，具有历史意义。范全林也很聪明，但那时还小，喜欢玩，还不懂得要钻研，因此棋艺的长进不如其哥哥快，比赛成绩也不如哥哥。

　　1962年在北京举行的六城市少儿比赛凯旋归来后，范春水喜气洋洋，他搞了一本纪念册，请许多棋友题词，最后他还找到我，请我也题几个字。我翻开册子一看，前面是陈老总等一批名人题字，接着棋界名人前辈，像我这样无名小辈，怎能在上面题字，当即婉拒，但范春水坚持请我题。我带回家，不断翻看，觉得一般的赞颂、鼓励的话，大家都提到了，新鲜一点的东西，怎么也想不出。最后我只好带纪念册去找我舅舅沈六吉（华东医院中医主任医师），把事情讲给他听，请他代拟一首诗。舅舅古文极佳，当场便想出一首有不少典故的七绝，我抄上去，总算完了一桩事，可惜当时没有记录下来，现在却一句也想不起来了。

　　范春水早就把范九林、全林介绍给我。我与九林只下过一、二次棋，那时九林的棋已比我略强，而全林则比我略差，所以我与全林下过不少棋。62年夏天的一天，我与全林下完棋，棋友吴众找我到棋室外较僻静的角落，和我作了善解人意的交谈。老吴当时是棋室里唯一与我推心置腹的棋友，他问过我的出身、家庭和为什么有空来棋室。我的坎坷境遇，他都一清二楚。他的自传和若干历史问题的细述，都曾交我抄眷，因此他和我之间非常坦诚的。在交谈中，他告诉我，南昌路科学会堂茶室，每星期日有围棋活动，参加者是革命老干部和文化、教育界人士。范春水央求他把范介绍到科学会堂去参加星期棋会。范带着两个孩子去下棋，孩子棋艺比一些老同志、老教授还要强，引起了轰动，大家都喜欢和孩子下棋。但到后来，春水便向这些老同志提出给2元、3元，让孩子买些文具用品，鼓励鼓励孩子。老同志们只好拿出钱来，有的人心里不太高兴，便找老吴发了牢骚。老吴一听，气得话也说不出来。他对自己介绍范春水到科学会堂下棋一事后悔之极，但事已如此，也无可奈何了。他找我谈的主旨是：“小朱，你以后少和全林下棋。孩子是天真无邪的，但他父亲若有一天提出：小朱，你花几块钱鼓励鼓励孩子吧！你拿得出钱吗？”那时，我从侧面了解不少有关范春水的事，我知道老吴规劝有道理，从此再也不主动找范全林下棋了。

　　1963年发生了一桩较严重的事。日本《棋道》杂志上，卷首整版刊出一张照片，照片中央端坐眷郑少峰先生，两侧一边是范九林，一边是范全林，两个孩子正襟危坐地在对弈。接下来是一局棋，注明是范九林与范全林的对局。日本对这两位中国孩子大为赞赏，是不可多得的天才。这期日本《棋道》杂志到了上海，第一个感到吃惊的人是赵之华，因为他清楚地记得，这盘棋是他与范九林对局。想想看，赵之华这样的上海名手的棋被说成是13岁孩子的棋，而九林的棋则说成是10岁全林棋，这多大的差异啊。难怪日本棋界人士要惊呼中国出现了第二个吴清源了。这是桩性质严重的弄虚作假案，范春水把棋谱和照片寄给濑越宪作，目的希望引起日本重视，并能促成孩子到日本留学这一目的。不料在日本引起轰动，并被登上《棋道》杂志，从而成了一桩丑闻，这真是始料所不及。在此事闹得沸沸扬扬时，我也设法看了这期《棋道》杂志。知情老棋手告诉我，那张照片的拍摄费用是郑少峰拿出的，这位老先生没想到这张照片竟被派了这样用场。

　　第二年的某一天，范春水来到棋室，和许多棋友告别，他也与我道别。范春水说他将到外地去相当长一段时间，他希望我对范九林、全林在弈棋上给予关照，并表示谢忱。这是我和其他棋友与范春水最后一次见面，从此他再也没有返回上海。据说，范春水走前曾特别将范九林嘱托给顾水如，但顾老也无能为力。

　　范春水的行为使自己孩子的弈棋前程暗淡无光。那时，依范九林的弈棋才华而言，超过有些进市少体校围棋班的孩子。他若被重视、培养，很可能成为一代棋才，其成就不会低于华以刚等同辈人。但上海棋社说什么也不吸收范九林进市少体校围棋班，许多孩子可能棋艺、棋才不如范九林，都进了市少体校围棋班，而范九林却一直留在304棋校的围棋班。他的棋艺升至1级，成为班里的最强者，没有一个对手，每次训练只能下让2子至5子的棋。他在上海市成年围棋赛中获得过第三名，但没有高手指导、培养，他就这样被“浪费”了，直至“文革”到来。

　　30年来，一直想把范春水这位棋友写下来，当我今天写到这里时，又感到心头十分沉重。我以为，范春水头脑敏锐灵活，如果他生活在九十年代开放的上海，根本不需采取歪门邪道，便可把生活安排好，但五、六十年代前期，那是一个严谨的时代。一切发财致富的思想没有市场，范春水只能是个悲剧人物，并且波及了子女。

戴文龙

　　“金艾，你这死不掉的赤佬（上海俗语，指鬼），你这样的臭棋，还到棋室来做啥？”听到这响彻整个棋室的声音，便知道这是戴文龙。戴文龙的正式用名是戴善全，但大家都叫他小戴，或背后称他戴文龙，棋界几乎无人称他戴善全。小戴年已四旬，戴一副深度近视眼镜，身材消瘦，脸上皱纹较多，看上去比他的实际年龄要见老。小戴性格直率，狗命，言语粗鄙，喜欢挖苦人，不留余地。在他看来好脾气的金艾棋艺不入流，但棋室中还有不少人要被金艾让四、五子。小戴的棋，在当时上海业余棋界属一流水平。他的名声比马洪九、孙步田、殷鑫培等好手要高一些，但赵之华、之云兄弟认为小戴的棋不行，胆子太小，他们是以专业眼光来看小戴。小戴遇上赵氏兄弟这样的高手，的确有想赢怕输的心理，但在业余棋界，他下棋的胆子却一点也不小。

　　我和小戴下过两局棋，都是他主动找我下的，目的是试试我的棋力。62年夏季的一天，小戴来到棋室，叫道：“小朱，你过来，下一盘！”那时我的棋力为6、7级，我在棋盘上摆了五个子，这是我一生中被让子最多的一局棋，虽然我下得很认真，仍然输了。几个月后，我和他又下了一盘让五子的棋，这次我赢了。小戴的棋与小董相近，比较灵活，善于腾挪，杀路里算得较准，但对开局研究不够，定式知识不全面，这是最受专业棋手指摘之处。

　　小戴与邱百瑞教练较熟，老棋友告诉我，他们在解放前便有交往，一齐弈棋，在大世界表演弈棋，俩人还是酒肉朋友，一齐吃喝玩乐。那时小戴的母亲在八仙桥开一家小百货店。小戴钱花光了，便偷偷在后楼把整包绒线丢下来，小董则在下面接住，两人把绒线等货物拿出去卖掉，然后再去玩乐。很可能小戴的围棋，也是经小董指点，才得以成为高手。小戴参加过1960年的上海市围棋比赛，那次比赛是六十年代参赛高手最多的一次。小戴与赵之华、赵之云、陈祖德、吴淞笙、章照原、马洪九、李道传等人进入决赛，另外还有刘棣怀、王幼宸、魏海鸿等国手直接进入决赛，以上11人有一张合影照片，刊登在60年《围棋》月刊上。那次比赛刘棣怀、王幼宸分获冠亚军，赵之华、陈祖德、魏海鸿、赵之云进入前六名。以后小戴一直未参加比赛，直到1964年市运会围棋赛。

　　小戴决定参加这年市运会围棋赛，引起了一阵波澜。由于小戴的棋品名声不太好，据说上海棋社的领导层不希望小戴夺魁，因此遂有赵之华参赛之举。这些都是我在棋室中听来的，事实是否如此，我就不敢说了。但当时棋室里的消息灵通人士都说，赵之华参赛的目的是阻止小戴拿冠军，使棋校的小将有机会夺取市运会冠军。但当年参加比赛的曹志林却说，那次大赵虽有阻止小戴夺魁之意，同时大赵也全力以赴，希望自己能取得冠军。

　　在赛前，小戴本对夺魁很有信心，但大赵参赛的消息传出来，无疑是当头一棒，小戴顿时紧张起来，因为大赵是国内知名的高手，小戴似乎自觉棋艺比大赵要差一点。一天他找我：“小朱，你有没有日本围棋杂志，借几本给我看，这次大赵也来参加，比赛不好打，操那！”我拿了三本围棋杂志送到小戴家里，这些书都是我向诸鸿恩借的。小戴临阵抱佛脚的心情，由此可见。

　　比赛中，果然如人们所料，一些棋校小将不是戴文龙的对手，但戴文龙被赵之华斩于马下，失去了夺冠的希望。大赵虽努力想在学生手里夺下冠军，但在关键时刻输给了华以刚。结果华以刚荣登榜首，戴文龙第二，大赵第三，朱福源第四，对于不能夺冠，小戴极为沮丧。由于名次在大赵之上，他总算还有点面子，但从此以后，小戴再也没参加市比赛。“文革”中我不大看到戴文龙，他在虹口区一房管所工作，显然“文革”中也吃过苦。我最后见到他的一次，是在1974年，在邱百瑞的围棋斑里，那次邱请小戴与学棋不久的杨晖下了一盘棋，小戴让杨晖五子。小戴后来患了癌症，住到杭州老家去，并在那里去世。

与刘大将下棋

　　解放后，棋界有“南刘北过”之说。一些老棋手告诉我。虽然刘、过两人分别都得过两次全国冠军，刘过之间的对弈成绩，总的来看，还是刘棣怀占优。过惕生原被刘棣怀让先，在解放初，过棋艺上升，曾追到与刘分先，但两人之间最后一次升降的决战中，过又被刘让到先相先。这些老棋手认为过后来去北京定居，是因为上海名手太多，很难有发展之故。这种说法是否恰当，很难说。我在此故妄记之，读者故妄听之。

　　但有一点却是事实，就是在老一辈国手中，刘棣怀是棋艺最早衰退的一位。他在62年就明显出现衰退迹象。在那年的全国比赛中，他未能进入前八名。从那年以后，刘棣怀不再参加任何比赛。当时棋艺未退的王幼宸、过惕生等老棋手也都退出了围棋角逐场。

　　1964年夏天，刘棣怀常在下午到304棋室来，独自一人在室外坐在椅子上打瞌睡，睡醒后，眼眶里全是泪水，显出老态龙钟。当时没人去打扰他，或请他下棋。一天，年轻的棋友姚敏利对我说：“我去找刘大将下棋。”说完他便走上去，向午睡刚醒的刘棣怀提出弈棋的请求。刘棣怀向陌生的年轻人看了一眼，爽快地答应了。姚敏利在棋盘上摆上四子，棋局结果是小姚赢了。

　　姚敏利的举动，给了我鼓励。第二天我也如法炮制，请刘大将下一盘指导棋。大将也不认识我朱伟，但他也同意了。那时我的棋比姚略好一点，但我也摆了四个子，结果也赢了。

　　又过了两周，我再度找刘大将下棋。当我在棋盘上再摆四子时，他马上说：“四子不行，让不动。”我改为摆三子。这盘棋我一直保持着优势，但后来刘大将出胜负手了，在我的角地投入一子。这角围得很大，约有30目，但确实还有点不干净（当时我并未意识到这一点），当白棋投入后，如果我肯忍让一下让白子逃出去，破掉一点空，则黑棋仍可领先8-10目，将必胜无疑。但当时我没有这么想，只想阻止白棋逃逸，准备关门打狗，来个“悉数歼灭”。这时刘大将拿出真功夫来了，他使了很巧妙的腾挪，在角上活出，使我反而要后手做眼求活，结果本来看上去有30目的角地，变得一无所有了，本来白棋是后手逃出，现在变成白棋先手收官，我方寸大乱，最后输了4目棋。

　　刘棣怀棋品很好，不用骗着，下棋时不论棋势如何，不动声色，不像有的高手，棋势不行了，嘴里嘟嘟哝哝，施盘外招。大将的风度的确令人钦佩。

　　我和刘大将就下过这两局棋，以后也没有任何人再找他下棋。

　　“文革”时期，刘棣怀也受了苦，初期在单位中被“监督劳动”。老人家把一张印有毛主席的报纸，当垃圾扫掉了，在当时这是被认为“大不敬”的事，马上被小将们批斗一番。刘大将是最早中风病倒的老棋手。中风后情况稳定后，他还与来探访他的棋友下棋，但这时棋艺已一落千丈，本来他能让人家三、四子的棋，最后反而被让四子。

　　1979年，一代国手刘棣怀再度中风，在沪去世。

中日围棋比赛

　　1960年中日两国开始围棋交流。日本围棋总体水平强于中国，是当时大家都知道的。究竟强多少？大家心里却没底。60年交流，中方大败，大家看到了差距，就我个人而言，给我印象最深的日本女棋手伊藤友惠五段八场全胜，上海王幼宸是当时国内一流高手，竟连输给她四场。王老认为这是终身奇耻大辱。别人如当他面谈到伊藤友惠，他会马上变色大怒。62年中国棋手首次访日，日本高段棋手能让我国棋手2子，黄永吉、过惕生被 让2子现场都输，说明我国的一流棋手与日本一流九段棋手的差距在2子以上。这都是令人震惊、令人心酸的往事。作为中国人，都有爱国心和民族自尊心，希望自己的棋手能获胜。后来陈祖德在北京被让先赢了杉内雅男，在棋界引起很大反响。

　　自63年起，中日围棋比赛在上海比赛，我就设法去观摩。当时限制较严，每场只发几十张观摩券。我是向当裁判的诸鸿恩、邱百瑞讨取观摩券。这样63年和65年中日比赛在上海的比赛，我每场必到。

　　当时比赛场地在市体委二楼的蓝球场内。这是一个室内训练场地，观摩则在三楼，楼上只有二、三排木质阶梯，周围一圈，观摩者可任意选择座位观看。我总是很早便到场，坐在前二局间，在那里可同时看清下面球场里的两局棋。我就在那时观看并同时记录上两局棋的棋谱。这真是令人激动的经历，当时棋室里没有几个人能去观摩。

　　现在谈谈自己当时印象最深的几点：

　　一、胜利的喜悦。当时中国棋手中以陈祖德为最强，我们总是希望他能赢棋。65年4月陈祖德与梶原武雄八段的较量最令人难忘。国手中的上海棋手每次在上海比赛时，总是成绩最好。陈祖德在上海与梶原武雄的三局棋，一胜一和一负。当时梶原在日本并不是一流强手，但在当时中国棋手要赢他却很不易。梶原的棋相当“韧”，不易将其打垮。陈祖德在上海赢他的一局，我们看棋的人都提心吊胆。当陈祖德赢下后，我们这些棋迷都恨不能放声大喊，从楼上跳下蓝球场去。第二次激动人心的胜利是同年10月，陈祖德在上海赢岩田达明九段的棋局。这是中国棋手首次在分先对局中战胜日本九段。岩田来中国共弈十局棋，仅在上海负了一局。看得出中国棋手的棋艺在上升，但当时我们还是把自己的实力估高了，以为日本业余棋手已不足论。哪知66年中国棋手在日本与业余高手对垒，以6胜19负惨败。虽然陈祖德未出场，但中国棋手的失败，仍令国人震惊。

　　二、失败的感慨。当时中国棋手多数是输的，但我印象最深的有二局。一局是王幼宸（被让先）对杉内雅男九段，王老起初形势差得不大，但到了时间将用完时，便方寸大乱，到了读秒时就更不行了，老先生手握一把子，手不停地颤抖，棋子放在棋盘上时也发抖。这时杉内还要与他打劫，王老穷于应付，应劫时不断损官，真是惨不忍睹。连我这样的臭棋也看出老一辈国手根本没有招架的功夫。另一局棋并不是正式比赛，是日本业余高手西村修正式比赛结束后，因时间尚早，当事人请他下一局指导棋。上场的是市少体校围棋班的宋连富少年，当时宋连富的棋艺已明显比我强。我心想西修村这样的业余棋手怎能让宋连富三子呢？那知西村修落子如飞，棋却是我在让子棋中从未见人这样下过，而宋连富则手忙脚乱，穷于应付，不一会便败下阵来。这局棋令我十分惊讶，日本业余高手让子的经验真丰富，他的怪招使我们的科班出身的少年棋手无法招架。再说孩子难得有机会上场，与日本棋手对局，上场后特别紧张，未能发挥本身的水平。总的来说，当时中国的整体水平较低，所以比赛中不如意事常八九。

　　三、日本棋手给我印象最深的有二个。一个是杉内雅男九段，杉内在国内曾担任过日本棋院院生的指导教师。他身材矮小，但对局时态度非常认真，举止稳重，坐正了身子，半天一动不动，他这是老派重规矩的风格。后来一些年轻一代的日本棋手，就不这样。对局时手转着扇子，下了坏棋，用扇子敲脑袋，嘴里不断哮哝，举止很随便。但杉内给人的印象是一个典范棋手，他的弈棋风仪值得人们学习。另一个是木谷礼子，礼子是日本一流九段木谷实的爱女（现在是小林光一的妻子），当时在日本棋坛是职业女子高手。木谷礼子这人似乎很天真，我觉得有些矫柔造作，因为她已二十多岁了，而神态举止则象13、14岁的孩子，对局时怪动作不少，有时将一手置在棋盘上，不断晃动，连摆动数十下，然后落子。她的一些动作，我看棋几十年从未看到有第二人像她这样。

中日女棋手首次交锋

　　中日两国围棋交流已有一千五百年的历史，但还从未有过女棋手之间的交流。1965年夏初，伊藤友惠五段率领日本业余女子围棋代表团来访，揭开了中日两国围棋交流史上新的一页。

　　由于日本围棋实力强大，我国对这次日本业余女棋手来华比赛，也极为重视，特地将各地的女棋手召到北京来参加集训，从而组队迎战东瀛女将。中国的女棋手全都是少年儿童，其中大多是60年代才学棋，平均棋龄不到5年。所以棋界人士对这些小棋手能否抵挡得住来自围棋大国——日本的女棋手，颇表担心。

　　65年5月15日，第一场中日女子围棋比赛在北京揭幕。12名棋手中，青年日本女棋手面对着红领巾的中国小女孩，无不感到惊讶。当时中国女棋手个人实力以不满12岁的张成华、孔祥明为最强，而整体实力则以上海女将为最强（当时上海派出朱耶兰、叶菁、许宛云、徐人靖等12名棋手赴京）。

　　日本女棋手布局循规蹈矩，颇有章法，相比之下，中国女棋手相形见绌。但到中盘战阶段，双方扭杀起来，中国女棋手个个象出山的小老虎，发挥出勇猛搏杀的威力，使日本女棋手的阵脚大乱，难以招架，一个接一个败下阵来。结果中国女队出人意料地以12比0大胜。

　　其中与上海许宛云对阵的福岛明子，年届30，棋力初段，据说是伊藤友惠团长的得意门生。这盘棋开始福岛明子还可以，但到中盘阶段，许宛云发起强攻，冲垮了对方阵势，不久便吃到一块棋。福岛明子惊惶失措，脸部急得发白。许宛云发觉对手实力不强，便大开杀戒，吃了一块又一块棋，并不见好收兵，结果执白子的福岛被杀的尸横遍野，惨不忍睹。比赛结束后，福岛回到北京饭店的房间里，一头扑倒在床上，号啕大哭起来，同伴和伊藤教师都赶来劝慰，但她觉得输给一个带红领巾的黄毛丫头，而且输得这样惨，实在太失面子，因此越想越伤心，大家怎么劝也劝不止，哭了整整一夜。

　　第二天陈老总听了这场比赛的情况汇报，获日本女队大败，而且有一个女棋手因输棋哭了一夜，便批示要友谊为重，这样剃人家光头，可不好。第二场比赛和在上海的第三场比赛都作了安排，由教练指定一些女棋手让分，特别是要让那个福岛明子赢棋。这样一来，被指定要输棋的女孩都很不高兴。她们能有机会与日本棋手下棋很不容易，下棋不能赢只能输，多不好受。但她们的纪律不错，仍照教练的布置下了棋。我事后听到一些参赛的女棋手说，她们对这种做法不理解，因此她们有的人直到大优势后才“放笼”，有的人让对方很难看地在一路上爬回去，才让对方赢棋。这样在后几场比赛中，日方分别为3胜1和及4胜。

　　这次来访的日本业余女子围棋队实力并不强，一些业余女子高手都未来华。如果把业余一流女棋手都派出，围棋刚起步的中国女棋手能否取胜，就难说了。

　　这次惨败后，日本业余女棋手便再也不组队来中国访问比赛了。中国女棋手勇猛顽强的棋风一直保持至今。这次初出茅庐便获大捷，预示着中国女子围棋的腾飞和在赶超日本方面要比男棋手更快，历史也证明这一点。

304棋室关闭之迷

　　正当围棋升级赛进入第五年，分组升降赛进入了十几期，304棋室的群众围棋活动火红之际，1966年2月初的一天，在棋室的墙上出现了一张告示，说棋室将于2月12日起暂停开放，特此周知。棋室突然宣布要关闭，这消息象晴天霹雳，令所有棋友感到意外和震惊。好端端一个棋室为什么要关闭？为什么？这个疑问在每个人心中翻腾。过后人们才知道，304棋室的关闭，预示了一个时代的终结。半年后，“文革”降临，围棋项目被视为“四旧”而遭禁止，上海所有的弈棋场所都遭到关闭的厄运。

　　304棋室为什么关闭？这一直个谜，是棋友们心头的一个疙瘩，无法解开。赵之华、朱福源、金子沛兄弟和我，在一段相当长的日子里，追寻、探索这个原因，希望知道真相，希望能解开这个谜。我在《文革时期围棋轶事》一文中曾提到：“当时正是‘文革’大动乱的前夕，这场精心策划和组织的运动正在紧锣密鼓地酝酿中，一些政治嗅觉敏锐的体育干部，虽然他们并不清楚这个运动的斗争矛头究竟指向谁，但很明显的，像棋室这样的群众活动场所，鱼龙混杂，又有少数人弈棋赌博，容易滋生事端，为了避免惹出麻烦，干脆不如关闭了事。304棋室和小新成棋室的突然关闭，都与当时的政治气候有关。”我的这一提法，还是不错的。但任何事情的发生，总是有一个导火线的，是什么事故促使上海棋社领导作出关闭棋室的决定？

　　为了能解开这个谜，经过几年努力，我们业余棋界的朋友，终于自认为找到了答案，解了这谜。事情的导火线果然与赌彩有关。当时有一个经常来棋室弈棋的杨浦区中学教师，他姓桑，当时大约40余岁。老桑通过棋友凌克明的介绍，与戴文龙私底下弈赌彩棋，按老桑的棋艺水平，若被戴文龙让5子，可以旗鼓相当。但他们约定弈让4子棋，这样老桑的胜机只有三成。但不久，凌、戴又以桑棋艺有进步为由，改为让3子，这样老桑决无胜机。由于小戴水平远高于老桑，可以完全控制局面，他便采取互有输赢的手法。譬如弈10局棋，双方各胜5局。但小戴输时，只输2、3子，赢时却赢30、40子。这样，老桑尽管表面上看，胜负相当，但每月却要输掉几十元钱。在六十年代前期，一个中学教师的月薪不过60-80元（并无奖金及其他额外收入）。这钱需要养家活口，维持子女读书。每月输几十元钱便是一个很大的赤字，是月薪无法解决的。老桑沉溺于这个赌彩骗局中而不能自拔，为了偿还赌债，有一天他挪用了学校公款。后来挪用公款之事被揭露，学校方面便将此事向市体委反映。市体委责成上海棋社处理，由此促成了作出304棋室关闭的决定。很明显在这场赌彩骗局中，凌克明扮演了一个不光彩的角色。早在65年下半年，棋室便不准凌克明进入，但他被禁止入内具体原因则无从知悉。而戴文龙却一直安然无恙，出入棋室如故。其中必另有隐情，当时我们这些局外人无法搞清楚。

　　304棋室存在了6年半，是上海的围棋活动中心。据我估计，当时上海围棋人口不足2万人（《围棋》月刊销售不过2、3千册），经常来棋室活动的有近千人（一般水平都在9级以上）。外地高手来沪，必到304棋室弈棋。我看到过全国冠军黄永吉和少年时的王汝南。在“304”时代，304棋校抚育了曹志林、华以刚、邱鑫、王群、谢裕国等高手。在304棋室，我曾组织过五十多次各种围棋比赛，参加者有2000多人次。这些比赛培育了一批区围棋教练，他们是卜浚明（虹口）、金蕴中（闸北）、陆勇和（普陀）、朱伟（徐汇）、徐越超（南市）。他们在“文革”后期培养出一大批优秀棋手，创造出了不同程度的贡献。304棋室在上海围棋发展史中占有一定的地位，人们将不会忘记它。

我的话（代后记）

　　1985年春节刚过，一天清晨我突然中风，左侧瘫痪，不能言语。在家由学医的表兄弟以中药治疗。四周后，我已能坐在床上，为整理赵之云的《早期中日围棋交流》一文而工作。这次中风，人马上变得苍老起来，但没有造成严重的后遗症，只是说话口音稍有点不清晰，棋力减退了1段，脑力并无影响。我在病后即写了《世纪之名局》一文，后来又写了《襄阳公园棋人棋事》和《文革时期围棋轶事》，证实自己用脑还行。1990年初夏，我又一次毫无先兆地中风。这次到医院作了CT检查，脑溢血出血较多，但在脑膜表层，因此恢复较快。但这次留下明显的后遗症。其一，我的钢笔字本来写得很好，这次中风最大影响在手，我再也写不出好字。其二，棋艺又减退了1段多。其三，记忆力大大减退。许多熟人（包括自己的学生）见面后，热情地打招呼，但我怎么也想不起他们的名字，有时要想好几天，才想起来。由于记忆力减退，影响了我写本文，一些熟识的棋友的交往经历和许多细节，全然想不起来，因此在本文中我无法写他们。这些人有老棋手白圭尧、魏海鸿的儿子魏上吼（他在安徽大学）、过秉忠（后出国加入英国籍，在英国围棋界颇有影响）、钱伯初（在兰州大学教书，每年暑假回沪来304棋室弈棋）。在304棋室时，我和他们很熟，下过不少棋，但由于记忆减退，我没能写到他们，只能在此表示遗憾。

　　当我在撰写围棋回忆录三部曲时，我立下一个准则，就是叙述必须真实。不像某些为了老棋手写的回忆文章那样，只谈过五关斩六将，不提“走麦城”，或采取隐恶扬善的笔法，用曲笔掩盖某些事实。但真正要做到率直真实，并不很容易。首先遇到的是某些被写的棋友大为恼怒，有的托人表示不满，有的当面向我提出，使我感到为难。但我并不为自己这样写有什么后悔。人无完人，包括我自己，我把自己出洋相的事也如实写出。其次，我不怕得罪人，但《围棋》月刊会感到为难。虽然编辑部的同仁，对我的文章采取宽容的态度，我基本上能畅所欲言，但个别章节不禁需加少量删节。虽然这样做文章的完整性有某些影响，但对此我表示理解。

　　304棋室关闭后，上海再也没有这样的围棋中心。30年过去了，围棋有了很大发展，上海围棋人口增加了好几倍，但上海的弈棋场所却日益萎缩，远不如“304”时代，至今无法恢复。当年有名的襄阳公园棋室、精武棋室、小新成棋室都已关闭。“文革”后南市曾有过较像样的棋室出现，后又关闭。一个全国最大的城市，竟没有一个像样的围棋弈棋场所。今天外地来的围棋迷，向我们提出：上海有哪些弈棋场所？我们因无法创造出满意答复而感到羞愧。上海群众弈棋场所萎缩有两个原因。其一，棋室没有受到有关领导单位的重视。从前，上海有陈毅市长宋季文副市长的重视和关心，所以围棋活动开展得有声有色。现在就缺乏这样的支持。其二，棋室不是一个盈利的单位，收费1、2元，来棋室的人很多，但毫无盈利可言，如收8、10元，来的人就寥寥可数，对围棋活动的开展不利。而今天一些单位首先要考虑收益，他宁愿去开舞会和搞溜冰、放录像也不愿办棋室，这样棋室便被排挤掉了。我们这些朋友在交谈中，常痛感政府各级领导层中，围棋爱好者太少，企事业单位的领导中，围棋爱好者太少，私营企业大老板中围棋爱好者太少，因此围棋得到的支持也显得太少。所以不仅是围棋活动场所问题得不到解决，中国围棋手在专业道路上也是荆棘丛生，举步谈何容易。

　　304棋室时代距今已30多年。当时的年轻小伙子，现在都在50岁以上，许多熟识棋友，像赵之华、金蕴中、王船长、张后昆、金疆、王昆等都已不在人世。他们的音容笑貌，犹在眼前。我感觉，30多年，对人的一生来说，是漫长的岁月，但从另一角度看，又像弹指一瞬间那么短促，岁月逝去的太快了。作为一个围棋工作者，在自己的行进道路上，棋是个世界，尽管我现在已很少弈棋，但总觉得有责任为围棋做一些事。今后我仍将以自己的笔，为《围棋》再写一些文章，贡献给广大棋迷们。（全文完）

路过 沙发先抢
我的棋龄只有短短几年

上海304棋室轶事（作者　朱伟）

上海304棋室轶事（作者　朱伟）

上海304棋室轶事